第四章 圣经的可靠性

第二部分

考古文献印证圣经的可靠性

3C.考古学上的证据

犹太名考古家学葛鲁克（Nelson Glueck）写道：“我可以很肯定的说，至今所有考古学上的发现，都没有一项是与圣经文献相抵触的。”葛鲁克又说：“圣经中有关历史记载的正确性是无可比拟的，尤其当考古学的证据能印证它时更是如此。”15/31

亚布莱特教授（Wiliam F.Albright）是世间闻名的考古学权威，他说：“无疑的，考古学已经证实旧约圣经传统具有绝对的历史性。”64/176

亚教授又说：“当十八、十九世纪期间，许多重要的历史学派都怀疑圣经的可靠性，虽然今天仍有一部分当时的学派偶然又重复地出现于学术界，但早期怀疑学派之说均已逐渐被否定了。考古学上的新发现一再印证圣经中许许多多细枝末节的部分，使人们重新认识圣经乃是查考人类历史的一部最好资料。”2/127-128

孟沃华（John Warwick Montgomery）在“福音派人士与考古学”一文中（Evangelicals And Archaeology）讨论到今日学者所面临的最大难题时，说：“美国圣地研究院（American Institute of Holy Land Studies）的研究员曹北拿（Thomas Drobena）提醒我们说，考古学家与圣经之间所起的最大争执，就是关于年代的鉴定问题，这也是今日考古学家们觉得最无把握的领域，这里科学的演绎说与自己的自圆其说往往取代实际实验上的分析。”64/4-48（上文摘自“今日基督教”杂志）

魏思曼（Donald F.Wiseman）在卡亨利（Carl Henry）所编的《启示录与圣经》（The Revelation and the Bible,Baker Book House,1969年出版）一书中引用罗列教授（H.H.Rowley）的话说：“今天的学者并不比前一代的学者持较保守的假定开始从事研究工作，他们也不见得比过去的学者对圣经中的故事持较尊敬的态度，只是因考古学证据俱在，使他们责无旁贷。”62/305

翁格（Merrill Unger）在《考古学与新约圣经》（Archaeosogy and the New Testament,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1962年出版）中说道：“新旧约圣经考古学的研究，其目的在加速科学上的新知识，平衡批判圣经的理论，说明、阐述、加强并鉴定圣经与世界历史及文化背景间的关连性，希望为未来圣经内容的批判上带来光明的一环。”88/25-26

耶鲁大学的鲍罗斯（Mollar Burrows）注意到：“考古学好些时候驳倒新派的圣经批判学说，证明他们的学说多是建立在不正确的假设之上，及一些不真实与人为的历史发展程序中，这些考古学上具体的贡献实不容我们忽视。”68/291

布如斯（F.F.Bruce）说：

“凡是别人猜疑路加所记为不属实的地方，考古学所掘出的碑文都证实它们是可靠的，由此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考古学可以证实新约的记载。”86/331

翁格（Merrill Unger）曾如此结论说：

“根据新约圣经的资料，考古学家们曾掘出好几座古代的城市，发现过去被人视为根本不存在的民族。考古学以惊人的手法增添我们圣经知识的背景，也填补了历史上的空白部分。”88/15

亚布莱特教授（William F.Albright）继续说：

“圣经的批判研究深受近来大量自近东发掘的资料所影响，我们慢慢可以看见，今日仍为人忽视或渺视的新旧约经文，终有一天要被人视为具有历史上的重要性了。”2/81

鲍罗斯（Millar Brrows）论及不信者所以怀疑的原因：“许多自由派学者之所以怀疑圣经，并不是因为他们对现存的考古资料作过任何仔细鉴定的工作，而是因为他们心中有先入为主的偏见，根本就反对任何超自然的事迹。”79/176

这位耶鲁大学的考古学家继续补充说：“然而全面来说，考古学上的发现无疑地印证了圣经的可靠性。许多考古学因为在巴勒斯坦的挖掘工作，而使自己对圣经的敬畏之心大增。68/1

“一般来说，这些考古学上的证据，尤其是新近发现较古的圣经古卷，实在增强我们对圣经能历经辗转腾抄欲不失其真的信心。”68/42

甘扬爵士（Sir Frederic Kenyon）说：

“因此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说，十九世纪末叶那些企图破除旧约中某一部分经文的学说，如今已不能存在，考古学的证据重新肯定圣经的权威性。同时，由于考古学的证据能提供我们对当时的时代背景与社会情况的完整知识，我们因此看出圣经的价值。考古学的工作至今尚未全部完成，但藉现在已挖掘出来的证据，我们看见它已经印证我们信心的确据──圣经的真实性能随着人类知识日增而更为彰显。”56/279

考古学也发掘出大量的证据，证实犹太人马所礼经卷的准确性。

兰姆（Bernard Ramm）在“耶利米的封印”（Jeremiah Seal）中写道：“考古学一直提供证据，证实我们的马所礼经卷的准确性。耶利米封印乃是印在一个酒罐的沥青封条上，估计是在公元第一或第二世纪时印上的，封条上印有旧约耶利米书四十八章十一节的经文，内容与马所礼经卷的经文完全相符。此‘封印证明抄写准确的程度，且没有因时间上的差距使内容有所改变。’除此之外，公元前第二世纪罗拔士纸草经卷（Rorerts Papyrus）与亚布莱特教授鉴定是出于公元前100年左右的纳西纸草经卷（Nash Papyrus）也都能与马所礼经卷相符合。”37/8-10

亚布莱特教授（William Albright）也肯定兰姆的发现说：

“我们可以很肯定地相信，希伯来文的子音经卷，虽然不能说是绝对无误的，但其所保存的精确性仍是任何其他远东古典文献所望尘莫及的……最近由叙利亚西方所挖掘出来的乌格里文献（Ugariticliterature）已经印证各时代的希伯来文圣经，其中的诗词不但能一直保存着原有的古色，抄写者的准确性也实在令人敬佩。“63/25

考古学家亚布莱特（William Albright）在《巴勒斯坦的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Palestine,Pelican Books,1960年出版）一书中论及考古证据印证圣经之可靠性时，他说：

“摩西五经所叙述的内容远比摩西写完全经的日期早许多，考古学家所挖掘的证据一再印证其中内容及文体的真实性……只有假说能否定摩西时代的人物并不存在。”61/224

亚布莱特在《亚伯拉罕至以斯拉的圣经时代》（The Biblical Period form Abraham to Ezra,Harper,1960年出版）一书中继续说，圣经批判家常这样说：“直到不久以前，圣经历史家们常习惯视创世记的人物为这个分裂的以色列王国中文士们手创的故事，或是想象力丰富的狂士们，在侵占这个国家数百年后围着以色列人的营火所说的故事。许多鼎鼎大名的学者们都视创世记十一章至五十章为后为之产品，或是对早已消逝的王朝所编造出来的故事或情节。”67/1-2

亚布莱特教授说：“但如今一切都改变了，1925年以来，在考古学上的新发现推翻这一切的假设。除了少数较顽固的一些老学者外，几乎没有一位圣经历史学家不为与日俱增能用来支持以色列支派传统历史的证据所感动，根据创世记的记载，以色列民族的祖先，早在公元前二千年的末期及公元一千年前的头一世纪时代，已是外约旦──也就是叙利亚、幼发拉底河盆地及阿拉伯北方民族的近亲。”67/1-2

鲍罗斯（Millar Burrows）继续说：

“要想看清这件事实，我们应该明白这些考古资料可以肯定两种不同范围的事实：一般性的与特殊性的。所谓一般性的肯定是指事物大体能相合，而不求细节上的相应。以上我们所讨论的可以用在一般性的肯定上，等于图有了，框子也能配得上，音乐的旋律与伴奏均能和谐。这类的证据层出不穷，我们从圣经中找到的物件愈多，考古学上所能印证的也愈多，我们对圣经的真确性也能愈俱信心。若圣经仅来自传说或小说式的构想，无疑地，终久必要露出马脚来。”68/278

1E.创世记中记载以色列人的祖先是来自米索不达亚一带，这点与考古学上的发现完全吻合。亚布莱特（W.F.Albright）说：“希伯来人原来是来自米索不达米亚西北方的白立克山谷（Balikh Vslley），这点是无法否认的。”考古学家曾返溯希伯来人的历史，发现他们果真是自米索不达米亚一带迁移出来的。67/2

2E.按照旧约圣经的说法，“在建造巴塔之前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创世记十一章1节），后来上帝毁坏该塔、变乱天下人的言语（创世记十一章9节）。而今天许多语言学家也同意，世界的语言很可能是同出于一源。龚百地（Alfredo Trombeti）说，他已经追溯出世间所有语言均出于一源。莫勒（Max Mueller）也证明语言之同源说。杰斯波生（Otta Jesperson）更进一步地说，是上帝把语言赐给第一代的人。72/47

3E.在以扫的家谱中，提到何利人（创世记三十六章20节）。曾有一段时期，何利人被视为“居住在洞穴中的人”，因为希伯来文中何利与洞穴二字十分相近。但如今考古学家证实在早期以色列历史时代，确有何利人居住在近东一带，他们都是能战的武士。72/72

4E.考古学家贾时谭(John Garstang)在1930年至1936年挖掘耶利哥城的时候，发现一件惊人的证据，他甚至与其他两位考古学家联合签字，记下他们的新发现。贾时谭这样写道：“我们对主要的一件事现已毫无异议：耶利哥城的城墙确实是向外倒的，因此城外的兵士可以爬过倒墙，进攻城内。”这点又有何特别呢？特别的地方是，一般的城墙多不向外倒，却是向里倒的。但约书亚记六章20节中却说“……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各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耶利哥的城墙是上帝使它向外倒的。90/146

5E.我们又发现亚伯拉罕的家谱具有绝对的历史性。我们不明白的是，这些名字究竟是代表人呢？还是代表不同的城市？我们唯一能肯定的是亚伯拉罕是个人，他确实存在过。鲍罗斯（Millar Burrows）说：“考古学的证据处处指出亚伯拉罕是位历史人物，在已知的考古文件中没有提及此人，但是与他同时的巴比伦文献中有他的名字出现过。”68/258-259

早先有人想把亚伯拉罕的时代挪至公元前十四或十五世纪，这与他存在的时期相比要远得太多。但是亚布莱特（W.F.Albright）指出，“以上巴比伦的资料以及一些其他的资料，使我们拥有大量的人名与地名的证据，印证更改亚伯拉罕存在的时期实无必要。”67/9

6E.虽然至今考古学家们尚找不出早期以色列族系统治国的证据，但我们所找到的社会、风俗文献与当初以色列国的故事颇能吻合。68/278-279

一些有关民情风俗的资料来自挖掘拿佐（Nuzu）与马利（Mary）两城。乌格里（Ugarit）的挖掘工作使我们对希伯来人的诗歌与文字有进一步的了解。摩西的律法我们可以自古叙利亚带的赫提特（Hittite）、亚述，幼发拉底河下游的萨姆里及以修纳（Eshunna）法典中看出来。从这些文献中，我们可以看见希伯来人与其周围的民族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诚如亚布莱特教授所说的：“这个发现实为考古学上的一大贡献，使其余的都显得微不足道了。”63/28

无论这些考古学家们宗教信仰如何，他们均一致承认这些早期的希伯来人祖先都是可以证实的一些历史人物。

7E.魏豪生（Julius Wellhaussen）是十九世纪一位有名的圣经批判家，他觉得摩西颁布的大祭司条例中，论到用圆铜镜制洗濯盆很可能是后人加入的资料，为配合他的这种看法，他不得不把记载帐幕的时间挪得再后些。只是当时我们没有肯定的资料，证明魏豪生所定的时期（公元前500年）不对。但后来我们发现从埃及历史的帝国时代中确实找到有关铜镜的记载（时间约在公元前1500年至1200年间），由此我们推出摩西与出埃及记亦属此时代的事迹，即公元前1500年至1400年间的事。72/108

8E.亨利莫理斯（Henry Morris）在《圣经与现代科学》（The Bible and Moden Science,Moody Press,1956年出版）一书中如此注意到：“我们不能否认，考古学所发觉的资料与圣经上的记载仍有不能完全吻合的地方，但其中的差异并不严重，只要我们肯继续下功夫，问题总有解决的一日。值得我们欣慰的是，考古学家挖掘出许多与圣经背景有关的证据，然而直到今天，其中尚没有一件能证明圣经是错的。”

1E.路加所记载的历史，其可靠性已不足怀疑。翁格（Merrill Unger）告诉我们考古学家已充分证实福音书的记载，尤其是路加作品的真实性。翁格这样说“现在学术界均一致同意，使徒行传为路加所著，大约是在第一世纪前写成，路加以一个史学家的工作态度从事写作，且曾正确地使用各式可靠的参考资料。”88/24

蓝赛爵士（Sir William Ramsay）被人视为世间最伟大的一位考古学家。他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历史学校中受教，在校期间他从学习中知道使徒行传乃属公元第二世纪中叶的作品，他不仅深信此说，并且决心要证明此说。然而经过他的努力，收集来无数的证据之后，他反而推翻了自己以往的信念，他这样解释：“当我最初开始从事此项研究工作时，丝毫没有想到路加的作品应属第一世纪。相反的我反对这种说法，别出心裁与听起来完善的托宾根（Tubingen）理论完全把我说服，我已没有兴趣对使徒行传写成的时间再去仔细研究。直到近来因研究小亚细亚一带的地势、古迹及社区情况，我才再度有机会详读使徒行传，无意中却发现其中的记载竟是出人意料的真实。事实上，我一直视此书为公元第二世纪的作品，根本不信其中所包含的证据能印证第一世纪时的实况，但我却慢慢发现这本书实在是研究费解难题的良友。”（上文引自蓝赛爵士所著之《罗马公民与旅行家──保罗》（St.Paul the Traveler and Roman Citizen,Baker Book House,1962年出版。）94/7-8

蓝赛也对路加写作历史的能力甚为佩服：

“路加是一位第一流的史学家，他所写的资料不但真实可考，他也拥有史学家应有的历史感。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控制历史演进的一些理想和计划上，又能适当的处理每一件重要的历史事迹。他能掌握住重要的事件，据实长谈，对不足轻重的史迹，他则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有些则完全删除不记。总之，路加的名字应与世间伟大的史学家同列。”91/222

有一度史学家们认为路加在描绘耶稣诞生前的情形时（路加福音二章1至3节）离谱太远。他们找不出历史上有申报户口的事，居里扭未曾作过叙利亚的巡抚，当时百姓也没有要各归各乡的事。70/159，160；29/185

但是考古学家们以后发现，在罗马帝国中每隔离十四年，均有一次人口调查，确实有要求付税人报名上册的事。这条法令是在罗马大帝亚古士督在任时开始的，首次或在公元前23至22年，或在公元前9至8年时举行的。路加所指的可能即后者。

其次，我们找到居里扭在公元前7年左右，任叙利亚巡抚的证据。考古学家们根据在安提阿找到的一块碑文，其中刻有差派居里扭任巡抚职位的记载。我们依此证据相信居里扭曾俩度任叙利亚巡抚，一次是在公元前7年，一次是在公元后6年（约瑟夫的估计）。70/160

最后，有关报名上册一事，我们在埃及的纸草卷上发现载有户口登记的规条。

其上写道：“由于报名上册之时已近，凡因故远离家乡，远居各地之人都应准备回乡，以便完成全家户口登记的手续，才可保留属他们的耕地。”70/159-160；72/185

考古学一度认为路加在使徒行传十四章6节中的记载有误。因为路加说路司得和特庇二城属吕高尼，但以哥念不在吕高尼地。而罗马其他作家如西赛禄等的作品中则提到以哥念城确实在吕高尼，因此考古学断定路加的记载不实。在1910年时，蓝赛爵士（Sir William Ramsay）却找到一个纪念碑，其中说到以哥念乃是小亚细亚的一座古城，以后考古学上的发现也印证路加的记载原是正确的。72/317

另在路加福音三章1节中，路加提到当施洗约翰开始传道之时，时间大约是公元27年，是“吕撒聂作亚比利尼分封的王”的时候。但史学家唯一能找到的吕撒聂王却在公元前36年时已被人暗杀而死。以后考古学家在大马色城附近发现一块碑铭，其上列有“吕撒聂分封之王所释放的奴隶”等字样，根据考证，此碑文是刻于公元14至29年间。89/321

当保罗在哥林多城写罗马书时，他提到哥林多城的司库以拉都。1929年当哥林多古城被发现时，考古学家们掘出一条马路，其上刻有“ERASTVS PRO：AED：S：P：STRAVIT”的字样，译出来即是（“以拉都，公共建筑物的监护人，出私款铺成此路”）根据鲍罗斯（Millar Burrows）的考察，此路可能是在公元第一世纪时所筑成，出资筑路之人与保罗所提及的司库，很可能同属一人。7/95；79/185

另外在哥林多古城中，考古学家们掘出一块碑铭的残片，经拼凑后，很可能是“希伯来人的会堂”几个字，也许是来自食堂大门上的匾额，保罗曾在其中辩论劝人信仰真道（使徒行传十八章4-7节）。此外他们还发现另一碑文残片，其上列有“肉市场”字样，很可能即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25节中所提及的地方。

感谢考古学家的辛劳，新约圣经中提及许多城市得以一一被证实。保罗三次的传道旅程，如今也可由考古学资料中很正确地追溯出来。7/95；65/118

路加曾提及以弗所城的暴动，及人们在一家戏院聚集的情形（参阅使徒行传十九章29节），由所发现的铭刻文字上，考古学家们发现，确实在一次大聚集时有人将银刻亚底米雕像（即希腊的戴安娜月神）“抬入戏院中”，证明保罗之话非假。随后所掘出的戏院，证实可容纳二万五千人。89/326

路加又记载耶路撒冷城中暴动的情形，因为以色列误以为保罗将一个外邦人带进圣殿当中（使徒行传二十一章28节）。同样考古学家发现有一片碑铭其上同时用希腊及拉丁文写道：“外邦人不可进入神殿外的栏栅，违者一律处死。”这又证明路加是对的！89/326

过去有些人怀疑路加的用字是否正确，因为他称腓立比是马其顿“这一方”或作“这一区”中的一座城（使徒行传十六章11节），路加选用希腊字meris，可译作“区”也可译作“一带”。何德（F.J.A.Hort）认为路加的用法欠妥，因为meris在希腊文中是“部分”的意思，而非“区”的意思，然而考古学上却发现meris一字确实是指按区划分的地界。可见考古学再度证明路加记载的正确性。72/320

又有人批评路加称腓立比的统治阶级为“民政官”（Praetors），“圣经学者”则认为当时的腓立比采用二头共治的政体。然而路加还是对的，从考古学的发现中，我们得知罗马属地的长官均称民政官。72/321

至于他称迦流为“亚该亚的方伯（地方长官）”（使徒行传十八章12节）也是对的，因后来掘得的戴费碑铭（Delphi Inscription），其上有记：“至于我们朋友迦流，则是亚该地方方伯……”79/180

公元52年刻成的戴碑铭（Delphi Inscription）又帮助我们肯定，保罗在哥林多布道一年半确为属实，其他资料中也印证这是事实。因为迦流是在7月1日上任的，他的官期仅一年，正与保罗在哥林多工作的一部分时间相合。89/324

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七节中，保罗称米利大岛（即今日地中海西西里岛南方的马耳他岛）的统治者部百流为“岛长”。考古学家所发掘的碑文亦称他为“岛长”。89/325

另外路加在使徒行传十七章6节中称帖撒罗尼迦的官员为“地方官”（Politarch），因古典文献中从未有这字出现，学者们就结论路加是错的，但以后有十九块碑文上列有“地方官”Politarch这个官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五个特别是指帖撒罗尼迦城而言。89/325

1945年在耶路撒冷城郊外，考古学家萨肯尼教授（Eleazer L.Sukenik）发现两个“骨瓮”（盛放遗骨之器），其上刻有字画，萨氏认为这可能是有关“基督教的最早记录”。这两个骨瓮是在公元50年的一座坟墓中找到的，其上写着lesous iou 及lesous aloth几个字并刻着四个十字架。头一句看来是向耶稣求助的祷词，第二句则是为骨瓮中此人之复活所献的祷告。89/327-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