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拖延多久
　

　　“所有生物的性命，人类的气息，都是在神的掌管底下。”(约伯记十二:10当代圣经)

　　“如果我的病情严重到一个地步，要用机器来让我苟延残生，请告诉医生把电流的开关熄掉。”

　　积琪莲柯(Jacqueline Cole)只有四十四岁。那时她的丈夫夏莱柯(Harry Cole)在长老会当牧师，他必须决定是否尊重或不顾他妻子这项痛苦的请求。自一九八六年春季以来，积琪莲因脑溢血，昏迷不醒达四十一天之久。当她似乎返生乏术时，她的丈夫勉强请求马里兰的法官命令医生遵照她自己的愿望，让他昏迷不醒的妻子死亡；法官认为那时距放弃生还的希望尚嫌过早。六天之后，积琪莲张开她的眼睛，面露笑容，接受她丈夫快乐的亲吻。“神迹能够而且已经发生，”这位快乐的牧师说：“我想我们对一个人的死亡权利这个问题，仍是像镜花水月，不可捉摸。”[注一]

　　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需要辩论这个重要和复杂的问题。虽然常是“生有时，死有时”(传道书三:2)，但由于现在有延长寿命的可能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自己或因我们所爱的人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存活在“拖延之时”多久呢？延长多久才是太久呢？与这有关的医疗、法律，和道德的原则是什么？应循什么指标而行呢？

　　 “安乐死”和“死亡的权利”，不久会像堕胎一样，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所关心的，最重要和最复杂的问题。


　　我们有死亡的权利

　　我们常把死亡的权利和安乐死(故意取去受苦之人的性命)混为一谈，它们其实不同。“死亡权利”是指当死亡差不多是肯定无可避免时，个人有权利决定是否采用不寻常或冒险一试的方法来拖延寿命；这方法通常包括了昂贵的维持生命的人工机器。生命是神圣的，是由神赐给我们的。就因这个缘故，我们永不可以宽恕那些故意用不自然的方法，来取去生命的做法。为此，大部分虔信圣经的基督徒，反对堕胎和安乐死。同时，当生命只能藉特别的医疗方式来苟且拖延时，容许自然死亡的做法，也没有错到哪里。延长寿命和拖延死亡，二者是有分别的。

　　在病床旁边坐着，面对满布着维持生命管子的病人，我们能够了解人为的医药治疗，为什么会被视作不人道。如果从各个观点看，当对人的治疗方法变成不人道时，我们大部分人都希望有拒绝这种治疗的权利。

　　你能否自己决定，是否使用拖延性命的方法？医务人员、洛杉矶律师公会，和加州医院联合会，对不用或撤去延长性命的治疗有些建议。第一个原则，可应用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他们说：

　　一个明白事理的人，在获得详尽告知所提供的治疗方法的得益、冒险、和结果后，有权决定他或她的医疗方式。尽管这种决定，可能会缩短一个人的寿命。 [注二]

　　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有权说：“停止，不要再继续下去了。”

　　美国天主教的主教在一九八六年六月发出声明说：“我们也承认和维护一个病人拒绝‘不寻常的方法’之权，意即拒绝无益或负担沉重的方法之权。” [注三]

　　但一个人的选择权是模糊不清的。举例来说，很多人主张在一个人无法决定是否维持或延长自己性命之前，就要预先立下“活的遗嘱”。什么叫活的遗嘱呢？我们应该慎重地考虑这个问题，以防万一当我们来到一个不能为我们自己作生死决定之境地时，可以使用。

　　活的遗嘱，就是一份由一个人在他或她有思维能力时，口授笔录最终请求，并签上名字的证件。通常这尚活的人会说明，如果得到病人会维持植物人状态，或无法挽回之昏迷状况的结论时，不要使用“冒险一试”或人工方法以求拖延寿命。

　　表面看来，这似乎是个好主意。在需要作出此种困难决定之前，为什么不预先清楚说明，我们希望得到怎样的对待呢？不幸的是，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现在我的身体相当健康，如果我要写一张活的遗嘱，我是假想当我在相当严峻情况下作出的决定。但当那时刻真正来临时，我可能有截然不同的感受。而且，加州生物医疗伦理特别联合委员会所订立的原则，聪明地说：“甚至当一个有理智的病人下令制止、或撤除维持性命的步骤时，仍须征询病人的直系亲属，并重视他们的意愿。”

　　最后，引起了对“活的遗嘱”在处理有疑问的行为，例如安乐死或自杀，是否正确的问题。当主教的维护生命行动委员会，谈到这种可能性时，他们作出以下令人不寒而栗的说明：“有些活着时立遗嘱的建议，是由主张死亡权利的团体制订公式和鼓吹的，他们视此为最终把安乐死成为合法化的第一步。”[注四]

　　不同的州政府对活着时所立遗嘱的有效性，有不同的见解。因此有人提议用统一的法律，来消除不同州政府间的差异。但是否联邦法律就能迎刃而解呢？我除了对伦理方面作出评论外，不能提议或评估这些律例。这些立法能够对维护生命、防止自杀、谋杀、和在医务人员中，保持良好的伦理吗？这是一个需要解答的大问题。立法能鼓励病人、家人、和医生在作决定时有良好的沟通吗？所有这些问题都要肯定地答覆“是”，才可以考虑所谓“死亡权利”的法律。

　　我们每一个人在考虑这些论题成为大众之事时，要非常小心，并放在祷告中。我们也要考虑是否愿意自行书写这活的遗嘱文件。由于这些决定，会影响所爱的人和家人，与他们讨论我们的感受，是重要的事。最后，我们一定要明白最终的决定权是在神的手中，就像本章开始时所举积琪莲的例子一样。


　　什么是“被动的安乐死”？

　　电话铃响，所有的谈话都戛然停止。我们家庭的一位友人，正参加一个欢送她即将前往欧洲旅行写作的欢送会。在与会中，她说，她很挂心她住在别一州的母亲，因她正被医生用维持生命的人工方法拖延而活着。医生和她的家人都对她说，她已不能帮什么忙了，她应照原定计划去旅行。现在医生打长途电话给她说：“令堂极其不适，据我自己和医院职员的意见，她的情况也是无法挽回的了。”他继续叙述她母亲的情况，然后问一个可怕的问题：“你希望继续作冒险一试的努力么 ？”

　　“我不知道，我要跟哥哥商量。”悲伤的女儿边啜泣边说：“请告诉我‘冒险一试的做法’是什么意思。”

　　医生叙述每条管子、每种药物注射和治疗的用途和效果。当医生用专门术语解释时，我的朋友开始发抖和浑身变冷，她大叫：“你是叫我决定是否杀害我的母亲吗？”

　　但后来，经过与她的哥哥和牧师商量，并与她的朋友同心祷告后，那个女儿告诉医生，不需继续维持生命或作“冒险一试”的努力了。

　　我的朋友不得不决定，何时容许那种被动的安乐死。尽管这些字眼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是遥远而不切实际，但明白其定义是非常重要的。被动或消极的安乐死，意即在断定返生乏术后，不再继续使用或不用“不寻常维持生命的方式”或“冒险一试的方法”来延长寿命。它是指不采取拖延死亡的行动，而让死亡自然地临到。

　　我朋友的母亲，那时是一位八十七岁的老人。人人都料想不到，撤去所有维持生命的方式，她竟活到九十三岁。即使我们自以为“扮演神”的角色，我们可能受愚弄。神的智慧超过人的愚拙。

　　即使维持生命的方法定义有所不同。一个由医疗和法律专家组成的生物医疗伦理委员会的人员说：“在主治医生判断无论是否使用维持生命的方法，死亡都无可避免时，维持生命程序的界定，是指拖延死亡的时刻、维持、回复、或补充身体主要机能的人工方法。”

　　一九八六年三月，美国医学联合会的法律顾问委员会，作出以下“不用或撤去拖延生命医疗”的建议。因为我们大部分平民，不会读到这个报告，我以为把它放在本书中，是有必要的。这个报告曾刊登在一九八六年夏季版的《基督徒医务协会期刊》上：

　　医生对社会的承诺，是要维持生命和减轻痛苦。当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兼得时，病人的选择，或当病人无法为自己作出决定时，他的家人或监护人的决定，应予优先考虑。在未得病人或已获授权之病人代表的选择时，医生应采取使病人得到最大好处的行动。

　　从人道立场来看，在获得对方同意后，医生可以用必要的医疗方法来减轻严重的痛楚。如果病人已无可救药，可以停止或不作治疗，但医生不应故意使病人死亡。当病人无法为自己作出决定时，医生要决定采用拖延生命的医疗，是否为了病人的最大好处；医生要决定在人道和舒适的情况下，拖延生命的可能性如何。要考虑什么是病人的最大期望，也要考虑其家人或负责照料病人之亲友的意见。

　　尽管死亡并非迫在眉睫，但如果病人的昏迷是无可置疑地不能挽回，且有充足的稳妥步骤，来保证诊断的正确，在负责照料病人者的同意下，不继续维持生命的医疗，并不是违反伦理的做法。

　　拖延生命的医药治疗，包括药物、人工、或机器技术所提供的呼吸、营养或水合作用。在治疗一位患上绝症或永远昏迷不醒之病人时，医生应决定治疗的益处，是否远超过因它而引起的负担。在这期间，应维持病人的尊严。 [注五]

　　按照一位基督徒医生的看法，这些法律的指南“非常接纳撤走所有拖延生命的医疗方法”。

　　很多时候，我看见问题的是非黑白，乃是泾渭分明的。但在是否撤去拖延生命的方法上，需要寻求神的旨意，因这可能是一件我们看作最难决定的事。素负声誉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说：“极少其他的医学问题，比治疗绝症更复杂，更易引起争论，和更激动情绪。技术与怜恤在竞争，法律赶不上日新月异的科技，争论是免不了的。”(《医生对患上绝症病人的责任》，三一〇期：九五五至九五九页)

　　医生的左右为难，也是我们的窘境。这是我们在人生中要面对的一个既复杂而又激动情感的问题。


　　什么是“主动的安乐死”？

　　主动的安乐死是按委托行事，而不是略而不行。这是一种积极的仁慈行动，经考虑而作出的，目的是结束徒然的受苦，或一种无意义的生存。这包括了使用致命的药物，或不供给营养。然而，基督徒应对这种观点作出强烈的反应。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但并不常是这样。以作家贝蒂罗连(Betty Rollin)为例，她揭露了她在帮助母亲自杀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九八六年春季，这位纽约作家在妇女午餐会中告诉大家，她怎样提供药丸来结束她母亲的性命。那位老妇人患上子宫癌，曾请求她的女儿帮助她死亡。“罗连和她丈夫跟全国各地数十位医生通电话，后来采用阿姆斯特丹医生提供的有毒但无痛的药丸给予她母亲。”[注六]

　　在她谈及她这次经历的书中，贝蒂罗连论到她怎样作出这个决定，和她怎样处置因这样做而引起的复杂后果。其后，记者报导说：“贝蒂平静地说：‘我知道最坏的可能就是我会被捕，最乐观的可能是我不会被捕。’据我所知，她从来没有被捕，也没有人剧烈反对她的行动。”

　　我们从这里得到什么结论呢？我们是否到达对安乐死有求必应的地步呢？在美国及其他国家，都有些团体大声疾呼支持这行动，把它说成是维护“人类尊严”和减少无谓受苦的方法。

　　有案可稽的是，有些医生也支持主动的安乐死。包纳德医生(Dr. Christiaan Barnard)因进行了第一次换心手术而声名狼藉。几年前，他在一本名为《活得好死得妙》的书中，说出他对安乐死和自杀的观点。他写下：“我并不真心相信一位有位格之神的存在，或一个有地理位置的实际天堂或地狱的存在。但我要加上一句，我并不排斥死后有生命的可能。”[注七]

　　包纳德医生说，他永不再帮助人作主动的安乐死；因为在他的国家，这被视为谋杀，可被判处极刑。但在另一方面，他说：“我相信在临床医疗上，主动的安乐死具有一定的地位。”[注八]

　　根据医学估计，美国目前有一万名无可救冶、昏迷不醒的病人。在美国医学协会(AMA)的不继续使用拖延生命治疗的指南中，其中有一项是包括撤去医药、人工或机器维持的呼吸、营养、及水合作用。现在我们论到食物和水分了。

　　伊利莎白包维亚(Elizabeth Bouvia)是一位因大脑中风而四肢麻痹的病人。因她争取容许绝食而死，被全国报纸用头条新闻报导。开始时，法官拒绝她的请求，她成为法律的焦点；当医院当局和美国公民自由联会(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表达他们的看法后，民众公开地辩论。最后，加州的上诉法庭下令切除她的喂食管道；但直到写这本书时，她仍因她自己的选择而生存。

　　但在这里有一个比人生命更重要的原则。有些人说，除去病人的食物和营养液，令人想起可怕的德国纳粹时代；那时的策略是不喂无用的口。身为战犯辅导主任办公室顾问的李奥亚历山大医生(Dr. Leo Alexander)，写下了有关德国医生在战争开始前已雷厉风行此事，导致二十七万五千人安乐死。

　　开始时是接纳—种基本的安乐死运动。这运动认为有些人的生命是不值得生存的。这种态度在起初的阶段，只是对那些严重和长期患病的病人而言。逐渐这类人的范围扩大到包括对社会没有贡献的人；意识形态上不需要，和种族上不中用的人；最后扩展至所有非德意志民族的人。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它整个思想的趋势，起源于对无法康复之病人的态度。 [注九]

　　我不敢肯定这种情况会否重演。就是因有这种可能，我们当提高警惕，反对鼓励或提倡安乐死。


　　神的旨意不能逃避

　　赞成主动安乐死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常听到名医说“拖延寿命是可咒诅的”。表面看来，这似乎是基于怜悯病人的受苦。但其中牵涉到重要的圣经标准，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必须考虑。

　　从圣经的立场看，我们知道死亡是免不了的，但也不应急于去死。每个人的性命是神所赐，是宝贵的。“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诗篇一三九:14) 神能够且有可能干预一个被断定是患上绝症的病人，使他康复。“……我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申命记卅二:39下)

　　“是啊，让我死吧！”这是历世历代以来，不少人对神的祷告和祈求。摩西并没有患病，但对神交付他的重担感到不能胜任。摩西看见众百姓埋怨粮食不足，生活环境不好，以致他忍无可忍。他已受够了，因此对神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祢立时将我杀了。”(民数记十一:15)

　　但摩西尚未完成神交给他的工作！他要继续带领神的百姓渡过旷野到达应许之地的边界。

　　以利亚杀了那些拜巴力的先知。但当邪恶的耶洗别王后发誓要报仇时，这位本来无所畏惧的以利亚逃到旷野，坐在一棵罗腾树下大声说：“耶和华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列王纪上十九:4)

　　但神差派天使来供应粮食和水，给他这两种生命的必需品。

　　神仍要使用以利亚哩！

　　试想一想约伯。他浑身生疮，他的肉被虫子咬，他的皮肤流血，像烂了的萝卜那样衰残。他瘦骨伶仃，痛彻肺腑，恶梦连连。在这情况下，我们之中大部分人会像约伯那样大呼：“愿神把我压碎，伸手将我剪除！”(约伯记六:9)

　　但同样地，神也尚未完成他在约伯身上的工作。

　　如果我们看见约伯痛入心脾的凄惨境况，我们会拿去他的食物和水，让他饥饿干渴吗？

　　圣经没有斩钉截铁地清楚告诉我们，怎样对待“植物人”；但圣经很清楚地要我们关心软弱和无助之人。“把电流切断”可能不会导致死亡，但不供应病人食物和饮水，岂非让他饿死和缺水而亡？

　　大卫修得曼尔医生(Dr．David Schiedermayer)是在芝加哥大学普赖泽医学院的临床伦理学中心(Center for Clinical Ethics，Pritzer School Of Medicine， University of Chicago)工作的。他说：“我们的法院和社会舆论，快速地移向同意不提供粮食和饮水给病人。作为一个临床医生和基督徒，我和很多人都很关注这个问题，觉得这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如果现在沉默不语，以后就再没有机会了。我们要争取病人有食物吃和有水喝的权利。” [注十]

　　我们固然要同情人类的苦楚，但藉使用致命的药物，或不供应病人饮食以施行“主动的安乐死”，乃违背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道德行为标准。


　　自杀是可行之道吗？

　　爱斯基摩的老人在患病，知道自己危在旦夕时，会走到外面肃杀凛烈的寒冷世界，倒下进入冻结的睡眠中。他的家人并没有遗弃他，他们支持这种自杀的行动，这是他们生存与死亡的方式。

　　对地球上很多人来说，死亡与全族人的生存是息息相关的。冰岛、格陵兰、和西伯利亚人的传说告诉我们，当活下去已没有意思时，自杀是相当平常的事。

　　昔日在非洲和南美洲人盛行自杀的礼仪；君主去世后，他的妻子、仆人和宫中成员，会集体自杀。在世上的主要宗教中，日本的神道教、佛教、和印度教都容许自杀；但天主教和犹太教则定这为有罪。

　　今天，用自杀来了断年轻有为的生命，青少年人的数目非常惊人。成年的男女自取性命，以逃避生活的问题和职责。在很多个案中，也包含严重的情绪因素在内，由于自杀者失去理性，所以他不能替自己的行为负责。另外，比例较小的是一些患重病，离死期不远的人，他们藉此寻求逃避的途径。

　　在美国，自杀和企图自杀都是一种罪行；助人自杀等于谋杀。但有些人却游说，希望自杀能合法，并把它看成是可接纳的行为。

　　好几年前，《时代杂志》刊登了—则消息。一个英国社团印制了一份名为《如何自杀》的单张，其中列举了自杀的方法和使用的特殊药物。他们反对枪杀、剖腹、或跳楼。

　　很多失意和绝望之人，会面对这痛苦的选择。虽然圣经在这方面没有给我们详尽的指引，但它是坚定地站在生命和希望这一边的。当我们考虑这个和许多相关论题时，应想到这一点。

　　在很多情况下，自杀的真正重担，是由自杀者的后人来承担的。安娜舒莲(Anne-Grace Scheinin)曾是一位多次企图自杀的人，她写下一篇强烈反对自杀理由的文章。她从自己的经历说起，以她自己自杀而死的母亲作例子：“尽管为了逃避痛苦的绝症而自杀，这人仍是绝对的失败，毫无尊严和自傲之可言。生命虽然太沉重、力不能胜，但因自杀而得到的解脱，并不是生命的胜利，不是自我对命运的最终跨越，而是对希望的悲惨否定，是人类灵性的失败。”

　　这位加州女子写道：“不管痛苦如何厉害，它永不会厉害到一个程度，使自杀成为唯一的解脱……自杀并不能终止苦楚，而只是放在遗属受伤的肩膀上。”她用以下的说话来结束她的故事：“但是，我要对所有在我不想活下去的时候，强迫我活下去的医生、护土、和心理治疗师说：‘谢谢你们 ！你们让我的肺可以呼吸，心脏可以跳动。在我绝望时鼓励我，使我怀抱希望。’”[注十一]

　　如果我们是按照神的形像被造的，我们有损毁自己身体的人权吗？每天我们的身体逐渐衰残，但这并不是一种公开的自取性命行为。

　　一出在百老汇和伦敦很卖座的话剧，名叫《究竟这是谁的生命？》剧作者以同情的手法来对待自杀和因怜悯而产生的谋杀(Mercy Killing)。 [注十二]

　　这是一场在以弗所书六章12节所描述的“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争战。生命的神圣，逐渐被磨损了。是否适者生存成为时髦的哲理呢？我祈求不致沦落到这个地步.


　　要问的问题

　　约翰谢里夫(John Sherrill)在他措词动人，名为《母亲之歌》一书中，谈到他要决定他母亲的生死。当她的死期似乎迫近眉睫，而他无法忍受看见母亲受苦时，他问医生如果把静脉注射管挪走后，将会产生什么后果。

　　谢里夫说他很紧张，因他以为医生会愤怒地回答他；但医生却温和地告诉他一些衡量的标准。在他全家人经过祷告一致赞成，并经医生同意后，他最后要求把拖延他母亲生命的仪器挪走。他归纳起一些当我们仍健康和清醒时，我们要问自己的重要问题：

　　一、如果医生可以帮助一个老人渡过健康危机后，他会变得怎样？是一个病情尚可忍受的人，还是病情急转直下，身体衰残和痛苦加深的人呢？

　　二、那病人自己要怎样？他是否表示要尽可能地活得长寿？抑或他期望死亡，不希望用今天可以得到的人工方法和器械作辅助，使生命延长呢？

　　三、那人现在的态度如何？当死亡临近时，我们的态度有可能改变。尽管那时我们可能无法说话，我们也可以用其他方法来表达我们的愿望。

　　四、家人的态度如何？

　　五、什么是神的时刻呢？我们发觉甚至在痛苦和忧伤之中，他的印证仍是美丽的。在母亲辞世时，我们遇到接二连三之神印证的例子(巧合的仁慈、和不寻常的事情)。我们现在相信，我们正确地解释了这些从神而来的启示，知道这就是他接家母回天家之时的印证。

　　死亡是终结吗？这当然是个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大问题。面对死亡对于那些相信有来生的人与那些不相信有来生的人，反应截然不同。 [注十三]

　　是的，我们须懂得提出正确的问题，因为我们不知道何时离世。我们需要尽可能智慧地使用神交给我们的时间。神赐给我们健全的头脑，我们一定要在头脑功能正常时使用它们。这不是一种病态，而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大挑战。

　　当死亡来临时，
　　是静悄悄地——
　　可以算是潜行进来。
　　正如在辛劳了一整天之后，
　　一个人要躺下睡觉一样——
　　结束年老和忧愁，
　　或年轻和痛苦？
　　
　　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
　　除了得到一切外——
　　还有一个美丽的明天！
　　为何哭泣呢？
　　死亡可能是残酷的。
　　
　　我们不明白：
　　为何敬畏神之人被害，
　　作恶之人仍生存；
　　不论死亡怎样击打，
　　或打击了谁，
　　认识复活之主的人，
　　也知道祂的坟墓是空的。

　　葛培理夫人

　　[注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