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十六 課
教會面對的壓力與復興
工業革命興起
十八、十九世紀，新派神學的興起，這股潮流在教會內部造成了相當嚴重的損害；與此同時，歐洲的政治及文化氣候也在急劇轉變。教會在內外的壓力下，也曾感到迷惘。然而在神的保守下，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也是教會復興及擴展的時代。首先讓我們看看這兩世紀中，教會所經歷的挑戰。
啟蒙運動將理性及批判精神抬舉到極高的位置。理性主義的興起與自然科學的發展結合起來，自然主義的宇宙人生觀便幾乎完全佔據了歐洲人的思想。歐洲人開始認定他們可以用理性及自然科學的理論去解釋宇宙的任何現象，而任何現象都不外乎是自然現象罷了。至於神跡奇事--一些不能用自然科學理解的事物--便被認定為不可能存在，以致值得懷疑的了。然而，聖經中卻偏偏記載滿了神跡奇事的記述，於是聖經的可信性便大受疑問了。這樣的疑問加上啟蒙時代的批判精神，便產生了聖經批判的熱潮。
真正有系統而全面的對聖經歷史記述作批判，提出疑問的，最先的應該是德國一位東方語文教授雷瑪勒（Reimarus）。雷瑪勒認為舊約的神跡奇事盡都是一些幻想、虛構或誇大的記述。至於新約，真正的歷史人物耶穌與門徒在福音書中描繪的那一位實在相去甚遠。真正的歷史人物耶穌只是一個狂熱的革命分子。在祂失敗後，祂的門徒在絕望中突然省悟起耶穌生前的宣道活動其實帶來了不少的收入。於是，為了繼續耶穌的宣道活動以致有利可圖，門徒便將耶穌的屍體偷走，然後宣傳耶穌復活的故事。因此，福音書所記載的耶穌根本是不可信的。
當雷瑪勒的學說傳出，歐洲很多的信徒在信仰上受到極大的搖動。一些正統的神學家便企圖透過史學方法，從歷史考證的角度，去確立聖經的記載是具有高度的歷史可靠性的。於是"歷史的耶穌"這問題便在教會中引起廣泛的討論。有一些學者認為門徒所記述的耶穌生平是非常可靠的，只是因為他們的誤解，把一些超乎他們可以理解的事情看為神跡奇事。例如耶穌醫好瞎子，他們不知道耶穌用藥物醫好瞎子，便大驚小怪的誤以為神跡。耶穌能平靜風浪，乃因耶穌完全熟識當地的地理、氣候，當船在湖的一邊遇到風雨時，耶穌知道只要船駛到湖的某部分，風浪便平靜了。有些更用一種極度懷疑的眼光去看到新約的記述。他們認為聖經很多的記述只是一些神話，把一些抽象深奧的人生道理，用圖像的形式表達出來。這種用圖像去表達真理的文藝手法便是神話。因此，要瞭解基督教，最重要的不是神話的描繪，而是神話背後的道理。有一些更認為基督教之所以興起是有其歷史背景的。這種歷史背景，與政治、思想的各種因素凝聚起來，便造成基督教的產生，因此，要瞭解基督教的真義，便必須掌握基督教的歷史成因。也有一些人認為基督教最重要的啟示是耶穌的人格及祂標榜的道德理想。
這種種的學說在神學家中產生非常大的影響。有很多神學家放棄了傳統的信仰，從一個完全新的角度去解釋基督教的真義。有的神學家將基督教的道理看為歐洲人民精神的產物，也有的認為基督教的中心是一套崇高的倫理思想。經這些神學家重新解釋基督教，神的啟示、神不可測的旨意與奇妙的作為--總之，那些現代人不大能接受的東西--便從基督教的信仰中抽掉了。而他們所信的那一套基督教與聖經啟示的基督教已是相去甚遠了。
信仰的生活受到嚴重的損害，教會自然失去了原先的活力，更遑論可以對社會有什麼影響，而就在這時候，歐洲卻急劇轉變。
首先在政治上，美國的革命及民主政制對歐洲造成頗大的震盪。歐洲的君主獨裁或貴族政治漸漸受到挑戰。同時，啟蒙運動促進了自由人文主義的發展，對於舊有的政治制度更造成沉重的壓力。主後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並不是偶然發生的。而是經過一段長時間的演變而產生的。隨著法國大革命，主後一八一四年整個歐洲都仿佛捲入了革命的漩渦。經過一連串的革命事件，舊有的制度雖然保住，但歐洲人的意識形態已經很不同了。其實舊有的政治及社會架構已處處呈現崩裂之勢；再過不久，便要全面崩潰了。
與此同時，資本主義正漸漸興起，歐洲經濟發展的步伐大大的加速。而英國也在這時期發生了工業革命。工業革命不單刺激了科技的發展，也同時造成很多的社會問題。科技發展在不知不覺中改變了歐洲人的宇宙人生觀，叫他們更深信宇宙就像一部完美的機器一樣，而因為這緣故，人對於神跡奇事更難於接受。不過這方面的影響不是立時可見的，要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才能感受到它的後果。然而，工業革命造成的社會影響，便是立竿見影。
經過工業革命，以往城鎮的手工業被大型的工業取代；而機器的運用也使到很多工人失業。這些無業遊民困苦貧乏，酗酒及各樣的罪惡成為他們唯一的出路。他們在社會中造成很嚴重的問題。同時，大型的工業將不少人從農業為主的鄉村吸引到大城市。這些農民帶著舊有的思想及價值觀念，一旦在城市中生活，便出現身份的危機，這樣也造成嚴重的酗酒問題。工業革命也帶來了經濟架構的基本改變。資產漸漸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中，而貧富也越來越懸殊。
這種變遷，在表面上只是造成一小群富有的人和一大群貧窮的人。但其實，整個歐洲文化的道德架構及社會運作都在急劇的轉變中。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壓力下，帝國主義也開始出現。整個歐洲的面貌正面臨重大的改變。
在這一切的轉變中，教會的反應卻非常緩慢；無論在政治思想及倫理思想方面，教會都似乎看不到轉變所帶來的衝擊，更談不上對轉變有所回應了。教會如何對應機械宇宙觀？教會如何反對嚴重的世俗化趨勢？教會如何幫助那些在貧困中生活的人？教會如何面對嚴重的酗酒問題？還有資本家的道德觀？以及貧富懸殊的問題？這一切的問題正嚴重地考驗著教會的信仰是不是適切和活潑的。
就在這一切的問題困擾著教會時，首先在英國出現了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 A.D.）帶動的信仰更新與復興。不久便出現了傳福音的熱潮，差傳運動的展開，更刺激教會對神更深的體驗與奉獻。復興運動從英國推廣到美洲，再由美洲影響其他的地方。在人意想不到的時候，神的靈一動工，任何不利的社會、政治因素反成為積極的因素。神奇妙的作為真是令人折服。
復興運動
正如前面提到，教會在十八世紀面對內外的壓力；在教會內部，新派神學嚴重地損害信徒的屬靈生命；而在外面的世界，政治的紛亂以及工業革命帶來的種種社會問題，使人有一種迷惘無助的感覺。就在這時候神借著一些忠心的僕人將教會的局勢扭轉過來。
神興起了約翰·衛斯理及懷特菲德（George Whitefield, 1714-1770 A.D.）為教會展開新的一頁。約翰·衛斯理生於主後一七Ｏ三年，而懷特菲德則生於一七一四年。他們先後在牛津進修，也就是在牛津，神將兩個完全不同性格、傾向的人結合起來，一同服事祂。
約翰·衛斯理在主後一七二Ｏ年進入牛津，六年後被選為牛津林肯學院的院士。他的弟弟查理·衛斯理（Charles Wesley, 1707-1788 A.D.）此時也進入牛津。不久他們兄弟二人與一些主內的弟兄聚在一起，組成"聖潔會"(The Holy Club)按時查考聖經及禱告。不久他們更從內省的屬靈追求推進到福音工作上去。他們開始監獄的佈道工作。由於他們嚴謹的屬靈操練，牛津的同學們便譏諷地為他們起了"循道派"(Methodists)的綽號。
懷特菲德於主後一七三三年進入牛津求學，不久便加入了以衛斯理為首的"聖潔會"。
主後一七三五年，衛斯理兄弟二人感到神的呼召，毅然離開牛津安逸穩定的生活，遠赴美洲作宣教士。他們在喬治亞州努力工作，不見什麼果效。查理在灰心之余，於主後一七三六年返回英國，留下約翰繼續工作。到了主後一七三八年，連約翰也心灰意冷，不能不懷著挫敗的心情回到英國。但神卻借著這些挫折叫他認識到自己的軟弱和無能，這便成為他自己復興的起點。回到英國後，他認識了一些莫拉維亞弟兄會（Moravian Brethren）的人。在一次弟兄會的聚會中，約翰·衛斯理聽到有人誦讀路德《羅馬書注釋》的序言。他深受震撼，神的靈在他心中工作，叫他真實地體會基督救贖的恩典。
這次經歷之後不久，他便前往德國，與弟兄會的人生活一段時候，體驗操練敬虔的生活。從這時起，他整個人生命的方向都改變過來。
與此同時，神也呼召懷特菲德到美國喬治亞州宣教。懷特菲德的遭遇卻很不同。他所到之處都引起很大的復興。在新英格蘭，他的講道與愛德華滋（Jonathan Edwards, 1703-1758 A.D.）的講道產生的影響匯成一起，成為一股巨大的復興力量。美國的人復蘇(the
Great Awakening)便在此時開始。自主後一七三八年開始，懷特菲德多次在美國巡迴講道。我們可以說，他主要的工廠在美國而不在英國，因此由他帶動的復興主要在美國。英國的復興卻主要由約翰·衛斯理帶動。
衛斯理兄弟二人得到了復興之後，便奮不顧身地為主工作。他們四處宣講神的的道，但很多的教會卻將他們拒之門外，對他們充滿感情的講道，不太歡迎。於是他們只好到一些教會以外的小組那裡講道。主後一七三九年，懷特菲德從美國回英國工作，這便是衛斯理兄弟二人事奉方向的轉捩點。原來懷特菲德將他在美國慣用的露天佈道在英國如法炮製，結果非常成功。他更邀請衛斯理兄弟二人與他同工。於是，約翰·衛斯理的巡迴露天佈道生涯便告開始。而他所到之處，信徒便大得復興，很多人深切認罪，並且重新向神委身。
約翰·衛斯理不但有佈道的恩賜，更有組織的恩賜。他不像懷特菲德，講道復興信徒後便往別處去，不太注重跟進工作。約翰·衛斯理卻很著重跟進工作。他的講道復興了信徒，但復興之後又如何？假若不給他們適當的栽培，恐怕復興的熱潮過後，便什麼也沒有留下。約翰·衛斯理把復興的信徒組織起來，將每一區的信徒分成若干班，每班十二人，其中一人作班長。每一班的人互相扶持激勵，班長更有責任督促班員操練敬虔。對於那些因一時感情激動而加入團契，而並不渴求真正屬靈操練的人，約翰·衛斯理非常嚴厲地對待他們，甚至將他們逐出團契。因此，團契中的人都非常認真，所以能保持團契的屬靈素質。
因約翰·衛斯理的復興工作，本來冷漠的知識份子及那些迷惘失意、對神也失去信心的勞工階級突然間掌握到生命的方向，有清晰的委身對象，他們乾涸的生命便又活潑起來。他們開始關心社會中一些因工業革命受傷害的人，一些在社會的變動中失落的人。傳福音的托負也越來越重，因而成為另一個運動的基礎。這一個運動便是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展開的宣教運動。假若沒有大復興，宣教運動也不可能會展開。
在普遍關注傳福音的氣氛下，不少人自然關心到歐洲以外那些未曾聽聞福音的人的命運。克理威廉（William Carey, 1761-1834 A.D.）宣教的心志便在這種氣候中孕育出來的。克理威廉十八歲開始在浸信會作傳道人，因為事奉的教會弱小，不能供養傳道人，克理威廉得作鞋匠糊口。但他在事奉與謀生中卻不斷為宣教工作禱告，為失喪的靈魂禱告。在不斷的等候中，主後一七九二年五月三十一日，他將心中的負擔，透過講解以賽亞書五十四章二至三節宣告出來。他的講道有力地震撼一些傳道人。不久，他們組成了英國浸禮會差會，而克理威廉便是他們第一個宣教士，遠赴印度將福音傳給那些信奉異教的印度人。
由於克理威廉的熱切負擔，感染了其他的人。主後一七九五年，著名的倫敦會成立。不久，其他的差會，如聖公會的教會宣教會，也相繼成立。
這種對宣教的熱忱從英國蔓延到美國。首先在康州威廉市的威廉大學，在米爾斯（Samuel John Mills, 1783-1818 A.D.）的領導下，一小群大學生聚一起為宣教異象禱告。不久，著名的"草堆禱告運動"（haystack meeting）便告展開，而美國的宣教運動也便這樣開始了。
這些宣教的運動將福音帶到亞洲。馬禮遜（Rokert Morrison, 1782-1834 A.D.）便是這運動中的一份子。因此中國基督教的發展其實與這時期的宣教運動很有關係。
然而，除了福音擴展及在世界各地建立教會之外，這宣教運動對西方教會本身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因著宣教的熱忱，人對神的委身便越真實。於是在十九世紀初，特別在美國，另一次的大復興再出現在不同的地方。這大復興加強了教會內部的生命力，也間接地加強了宣教的實力。
我們可以說，十八世紀末開始到十九世紀末，這一百年是教會有史以來擴展最快的時期。從社會學家的分析來看，這真是令人費解。因為當時的社會、政治環境根本對教會極其不利。然而，當神要興起祂的工作時，任何環境的因素，也不能阻礙。──
佚名《教會二千年歷史速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