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見證廣傳
達秘(J．N．DARBY，另譯達爾比)
約翰·尼爾森·達秘的經歷和教導在歷史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這不但是因為他在恢復到基督徒聚集的基礎上所作的重大貢獻，也因為他後來持有的某一些錯誤觀念給教會造成嚴重傷害。一個人可以是完全獻身於真理，具有屬靈的洞察力，並且才智出眾，但是他依然與一般普通有限的人一樣。他具有邏輯上一貫性的動機，就是要求將所看見的真理付諸實施，並且要絕對不折不扣地貫徹實行自己的教導。然而在實行的過程中，他似乎就是如此的專注，以致於對路邊的警告標示視而不見，不知不覺地已經誤入歧途。達秘的一生是這樣一個很典型的例子，這個例子讓我們看到一個完全獻身給主的人，當他的心思完全被一個“原則”所囿而成了固執己見時，他甚至會為了所謂的原則而犧牲教會。
我們前面已經提及達秘早年的工作，他一開始就跟在都柏林的信徒們互有來往，後來在各地以及歐洲大陸進行廣大的服事。主後1838年，他應邀赴瑞士講法語的地區進行服事，在那裏他的浩大恩賜廣為顯明。當時理性主義已經滲入大部分的有組織的教會以及各地的官方教會，神的許多兒女都在渴望有人能來傳講神的話語。先人的努力已預備好了一片廣大的心田，例如二十多年前，羅伯·海頓(Robert
Haldane)在日內瓦所帶領的查經，因著海頓的辛勤耕耘，一個聚會由此誕生，這個聚會則是達此後來進行團契相交的所在。
也有人從撒母耳·佛利奇(Samuel Frohlich，另譯弗若列池)的服事中獲得祝福。佛利奇早年曾就讀於神學院，並且決心投身理性主義的行列。他二十二歲那年，即主後1825年，卻經歷了個人對基督的信心。他被瑞士的官方教會按立為傳道人。然而他的福音派信仰以及他研讀聖經所得到的亮光終於導致他被官方教會開除。他長途跋涉遠到施諾施堡傳講主的話語，直到主後1857年他去世時為止。他的影響力則達到更遠的地區。因著他的服事而形成的那些信徒的團體，以及受到他影響的團體均被稱為拿撒勒派(Nazarenes)。他們遍佈英吉利海峽沿岸一直延續到黑海。佛利奇在大型有組織教會中痛苦的經歷使得他對那些表面虛假的基督教勇敢地進行猛烈的抨擊。在東歐以及巴爾幹(Balkans)，拿撒勒派一直遭受到極其殘酷的迫害，以致他們有時甚至會產生一種關閉排他的心態，這種心態的表現就是認為在他們之外少有人能得救。儘管身處困境，他們仍然能安靜地依靠主，這就成了在他們四周的人對神的恩惠一個美好的見證。
達秘在瑞士找到了一個很好的基礎來發揮他的恩賜。在洛桑(Lausanne)與一批信徒在一起聚會的那段時期，他發展出他那一套頗為出名的教導。
達秘認為，歷史可以劃分成不同的時代，教會如今已經進入毀壞的時代。每一個時代中，神與人均有一套不同模式的關係。他指出，在每一個時代中，因著人的罪惡或是對神旨意的違抗，神在那一個時代的目的就遭破壞。例如在賜律法與人的時代，以色列人卻棄神而去拜金牛犢。神原本的計畫是要以色列人都做祭司(出19:6)，然而因著以色列人的不順服，神的目的不能成全，所以祭司就只能由利未一族出來擔任。根據達秘的看法，整個時代就因此被毀。同樣的原則也可以應用在教會時代。最初神依據祂自己的原則來設立教會，可是後來因著使徒們的犯錯，教會就開始走下坡路，最終導致神的心意不能成全。達秘認為，只要開始犯錯，那一個時代就永不能恢復。
達秘這種觀點所引起的困惑就是，神好像永遠都處於失敗之中，只有極少的一些忠心耿耿的人在每一個時期苟延殘喘。人持續不斷地不順服神，這是一個不容否認的客觀事實。但是如果因此就認為神的目的絕對失敗，是難以令人置信的。儘管以色列國大部分人均棄絕神，然而神仍有餘民，神仍能夠藉著這些餘民進行祂的工作。世界確實一直在變節背叛神，它正等候神最後的審判，然而神聖的目的並不會因此就被毀滅。教會這一顆極貴重的珍珠，就是在這背叛神的黑暗中悄悄成型。儘管珍寶藏而不露，然而它卻依然存在。十字架就是勝利的標誌，不論是在天上，還是在地上，只要我們高舉基督，就能得勝。
達秘的錯誤根源似乎是因為對教會本質的誤解，他認為教會乃是各地的信徒聚在一起，而各地的這些聚會的總和就構成了地上的教會。雖然我們今日提及教會一字時有許多不同的意思，然而聖經卻從來沒有稱呼各地聚會的總和為地上的教會。教會的終極意義是超越時空的，曆世歷代的信徒包括過去、現在、將來均在其中，教會在地上的表現，仍是每一個信徒自己與神有直接親密的關係，而這些信徒在聖靈的維繫之下彼此相交。達秘把永世的教會和地上各地的教會維繫起來，形成一套大公教會的體系，他似乎背棄了他當初與都柏林的信徒相交時的立場，反而步入他分離出來的組織教會的原則之中。
在達秘的眼裏，教會已經成為過時的產物，現在已經處於毀壞的光景之中。如果我們認同他的看法，認為新約的教會和所謂的教會系統是同一個的話，我們就必須認同教會是在毀壞之中的看法。可是只有在第一個五旬節後短暫的時期內，新約中真正的教會就是所謂的教會系統，以後就不再是了。如果教會真的已不復存在(過時)，那麼信徒該做些什麼？達秘認為，他們不應該只是模仿使徒，而應該到聖經中去尋求對於這樣情形應有的反應。必須先承認毀壞的光景，然後與世界分離，而跟其他信徒聯合在一起。然而達秘指出，儘管教會系統也許已被毀壞，然而那些永遠不變之祝福的原則依然存在。信徒必須回到這個立場上來，讓主的同在能在祂的子民中間行使祂的權柄以及管教。“因為無論在那裏，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那裏就有我在他們中間。”(太18:20)。自然有人提出質疑，如果這些永遠不變的原則也是當初使徒時代教會的原則，我們若能遵循這些原則，豈不是就能重建教會嗎？達秘不肯承認這種新的聚集就是教會，因為這點，後來他的一些教導就導致了許多令人心痛的分裂。達秘覺得，如果教會真是基督的身體，他就會完全委身在其中。可是如果在一起的聚集不是教會，那麼就不能強烈地要求委身，所以若有什麼理由，就可以和這些聚集分開。
雖然達秘反對成立教會，可是兩三個人的聚集，他卻主張可以行使教會管教的權力。那些有恩賜服事神的人是可以被分辨出來的。但是這些人不能稱為長老，因為達秘不承認有救會，當然就不應該有長老。這些聚會擁有各樣維持秩序、行使管教權力的“工具”，可是卻沒有責任感，也沒有因為知道神在建造他的子民，而進行那麼彼此委身的承諾。所以日後很容易產生分裂，這就不足為奇了。以這些“工具”(譯注：如負責弟兄)來負責聚會的做法，其實是違反了達秘反對模仿使徒的教導。理論上，他是明白在教會時代使徒的職份是短暫的，可是在實際上，他其實就是以一個使徒自居。他認為使徒或是使徒的代表，才有權指派長老，這種的看法完全沒有聖經的依據，因為這樣的作法，使徒就成了聯合許多地方教會的權力中心。前一章中我們看到達秘如何對待畢士大的問題，他把整個聚會開除(與之斷絕往來)，開了一個很壞的先例。直到今日我們還可以看到這些分裂造成的惡果。達秘之所以拒絕畢士大就是因為他自己當初偏離了基督徒聚會的立場，反而步入了一個不合聖經的體系的模式，儘管這種模式是他自己當年所反對的。
根據達秘的教導，新約聖經對當今的世代已不適用了，因為新約聖經中許多的教訓是和教會有關的。如果教會不復存在，那麼這些教導還有什麼意義呢？並不是他或是他的跟隨者曾經否認過聖經的重要性。正如同他們可以拒絕教會的存在，卻又採用了教會秩序的原則一樣，他們也採用了新約許多教導的應用，而否認那些教導原本所指的環境與教會。更為嚴重的是因為他的教導，人們更多注重別人變節叛道的錯誤以及如何來毀滅那些錯誤，反而沒有注意他們所應該注重的見證。這也就致使他們日漸喪失成長的能力。
儘管達秘有這些錯誤，但是請不要忽略他正面上有許多良好的服事。他鑽研聖經中的許多真理，並且藉著屬靈的能力釋放出許多的亮光，為人帶來極大的祝福。從法國到南方各國，一直到義大利，許多的信徒聚集在一起，專心研讀主的話語，主的再來，聖潔的生活以及見證給予人們很大的鼓舞。達秘非常強調聖靈的自由。聖靈能夠藉著神的子民說話、行事。他提出的教會已毀論對見證有影響，但是他強調聖靈的自由卻是能擴大見證的範圍，而且聖靈總是引人進入各樣的真理。一個人的一些不正確想法是不會長久地獨控大局的，聖靈會興起別人去加以改正。
達秘的生平中最大的悲哀就是他頑固地反對那些與他看法相左的弟兄。他原本是一個仁慈的人，可是一但跟與之意見相左的人討論屬靈方面的原則時，所有的恩惠都遠離了他。畢士大事件以後，他和喬治·穆勒之間的關係就一直沒有恢復，儘管有人曾經嘗試過在其間周旋推動和好，可是穆勒似乎已經不能再信任達秘了。這也可算是人性的一種反映，這樣的兩位偉大的人居然成了陌路。直到達秘在主後1882年去世時他們都沒有和好。穆勒在主後1898年也進入到榮耀裏。我們相信他們現在是合一的。
安束尼·諾瑞斯·顧福(ANTHONYN011JRISGROVES，另譯葛若弗斯)
當顧福離開都柏林之時，他還是想加入教會宣道協會(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聖公會傳道會)，不過他只想以一個平信徒的身份加入。然而他後來發現，如果他加入宣道協會，他的服事將受到嚴格的限制。同時他也無法行出他藉著讀聖經所看見有關教會的真理。當他完全信靠主會供應他的一切需要之時，他與在英國的信徒們一同禱告交通以後，他終於在主後1829年與他的妻子家人，經過俄國的南方前往巴格達(Baghdad)。途中他們遇見許多不同的聚會，在這些相交中，他們得到許多的鼓勵和祝福。在巴格達的工作開展以後，在那些聚會中間，他有很多的機會作見證，而正在這個時候，這個宣教隊很快就經受嚴峻的考驗。
主後1831年，戰爭的謠言開始蔓延，瘟疫在巴格達開始流行。人們在恐懼中紛紛逃亡，卻又遇上入侵的軍隊。一半的人逃離出去，剩下一半人則留在城中。成千上萬的人在極其悲慘的情況之下死去。屋漏偏逢連夜雨，就在這個時候，幼法拉底河又洪水氾濫，連綿數裏的農作物均被淹沒。後來洪水漫入城內，成千上萬的房屋被洪水卷走，糧食奇缺，許多帶菌且又饑餓的難民擠在剩下的小小幹地上。在短短一個月之間，就有三萬人死亡。當瘟疫的最高峰過去之後，顧福的妻子也病倒了。一切人為的努力亦無濟於事，不久以後她便與世長辭，他們在巴格達出生的最小的兒子不久也夭折了，僅僅剩下顧福和兩個兒子。
當洪水退去、瘟疫過去之後，亂軍又來圍城，法律秩序均遭破壞，強盜和暴力事件層出不窮，直到城市被攻佔以後才漸漸停止。顧福他們居住的房屋位於一個地勢較高之處，所以他們逃過了水災。不過他們身在大環境中，面對一切難以形容的慘劇和悲哀，他們都深受其害的。雖然他們的房子多次遭受攻擊，但是主卻保守他們不再多受什麼身體上的傷害。我們不難理解顧福心中的悲痛和所承受的試煉，儘管他不明白這一切的意義，再加上他們勞苦的服事也停了，妻子和孩子亦失去了，顧福對著主的委身和信心還是沒有動搖，顧福這樣寫道：“在任何的情況下，祂仍然是一位無限慈愛的神。”
主後1832年，艾德華·孔甯醫生(Dr．Edward Cronin)和約翰·巴尼(John
Parmell，另譯柏紐爾)兩位在都柏林聚會的弟兄來到巴格達。他們原本是與法蘭西斯·牛頓一同有交通的。他們擁有一段非常快樂的相交時光，同心傳講神的話語，多人因此得救而經歷到在基督裏的新生命。翌年，顧福前往印度，在印度進行他最有果效的勞苦事奉。他與一位偉大的基督徒工程師亞瑟·
卡通(Arthur Cotton)同行，卡通的才幹降服了卡達瓦瑞(Godavari)河的水勢，給卡達瓦瑞三角洲帶來了肥沃的耕地。
顧福渴望見到恢復合乎聖經立場的基督徒聚集，他認為在印度這種國家最容易實現，因為在印度，宗派主義還沒有深入人心。他認為宗派主義是傳福音的一個主要障礙。為了克服宗派之見，他尋找所有是神兒女在一起的相交，維持著一個簡單而又合乎聖經對教會真理的見證，單單來順服神的話語。他個人的生命和見證成為多人的祝福。顧福對聖經不只是在思想上、更是在他的經歷中有著切身的認識。他的恩慈和對主無私的委身，因著他在米索波大尼所經歷的苦難而更加成熟。他那深沉屬靈的遠見，使得他能越過許多事物的外表而看到真正的祝福。他能夠給人一些明智且又具有建設性的幫助。他的友誼和幫助頗受人重視，但是他小心翼翼避免成為一種派系，他只盼望屬基督的人能夠單單地仰望主。本來傳福音以及聖徒之間的相交在印度並不是很普遍，然而隨著工作的推廣，那些宗派組織開始進行強化控制。每一個團體又開始慢慢地只關心對內的事工了，從而漸漸形成西方的宗派制度。顧福清楚地看見這種邪惡，於是他就憑著持續不斷地傳講真理，熱心地想要阻止它的發生。然而他發現自己卻多遭誤會，被人誣告為自以為高人一等，有人還說他試圖破壞教會組織的穩定性。他同時也為著一些宣教士在與尋求真理的人看法不能達成一致這一點深為痛心，他決意不讓因著他自己與當地人的任何差異從而攔阻了神呼召他的事奉，導致不能多結果子的事情發生在他自己身上。所以直到如今，我們還能看到他結下的許多果子。
顧福在訪問英國的途中再一次結婚。回到印度後，他就一直住在馬德拉斯(Madras)。他覺得他應該像保羅一樣來供應自己的需要，所以他就開始重操牙醫舊業，並且同時也一面宣教。當他嘗試去幫助一些宣教士時，他發現他所得到的只是批評，不可能有果效地合作。他就離開馬德拉斯到了汽圖(Chittoor)。顧福在那裏遇到許多的困難，但是也得到了許多的鼓勵。他擁有快樂的秘訣，他能夠與每一個人融洽相處，他的態度謙和，從不以為高人一等，在他每日的工作和基督徒的見證上也是平易近人。他期望能顯明每一個認識主的人都應該服事主。顧福生活中所產生的影響力在幾個屬神的人身上非常明顯，他在這些人身上所做的一切就足以值回他在印度這些年的勞苦，從那些受他影響的人們產生出來一股生命的潮流和祝福，推動著神在印度的事工，並且一直延續到今日。
顧福的同工中最出色的首推維克特·阿樓拉彭(Victor Aroolappen)。阿樓拉彭的祖父原來就是一個羅馬天主教徒，後來由哈勒來的敬虔派宣教士桂思青．席瓦茲(
Christian Schwartz，另譯史瓦茨)帶領他相信主耶穌基督。阿樓拉彭自己從小就在福音的環境中長大，他和顧福的交通堅定了他的信仰，並且使他在內心中明白聖經裏教會的真理。他是一個能力出眾且又滿有恩賜的人，他拒絕了許多宗派組織要他加入的邀請，而在南印度一帶各處傳講神的話語，並為之帶來了長遠的祝福。他勞苦的果子，歷代以來更多加增，神在他的後代中興起多位具有相同之靈的人來服事。聖靈藉著他們在各地呼召許多的聚會，直到今日在印度各地還有許多美好的見證。
主後1853年，顧福前往英國的貝斯托拜訪喬治·穆勒，並在他家中去世。我們需要注意一下顧福對於達秘的教導的看法。他一生對達秘非常尊敬，但是他卻注意到達秘的教導所可能造成的潛在危機。主後1836年，他給達秘寫了一封信，他坦然地道出他的擔憂。他認為達秘已經偏離了自己原來的原則——交通的立場是在於擁有基督的生命。達秘周圍的人愈來愈趨向以具有相同教義或具有相同屬人看法為相交的基礎，如果這樣下去，他們不久就會步入當初他們所離開的宗派一樣的邪惡光景中。這一擔憂不幸居然成了應驗的豫言。這一方面也顯示出顧福辨別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再一次提醒我們，主的子民的聚集相交的範圍永不可以比主自己相交的範圍狹窄。
十九世紀有兩股力量對社會產生了很大的衝擊：一個就是藉著聖經公會使得世界各地的人都有機會讀到聖經，另一個就是無宗派的信心差會的興起，其對世界各地的影響力難以估計。各樣宣教工作最主要的工具當然就是聖經中神的話語。當聖經被譯成更多種語言的時候，就是沒有組織化的宣教工作，聖經本身也能成就許多屬靈的工作。這方面最特出的例子乃是在主後1812年沙皇亞歷山大一世(CzarAlexander1)准許英國以及外國聖經公會在他的轄區以內許多偏遠的地方設立辦事處。反對分送聖經的勢力有時非常強大，其中最主要的還是由當權的東正教教會的迫害最為厲害。儘管存在各種各樣的逼迫，然而俄文聖經以及其他文字的聖經到包斯維克司(Bolsheviks，另譯布林千維克)上臺以前還是在俄國自由地分送。
福音的話語曾經藉著一些門諾派(Mennonite)的殖民地傳到了俄國。然而這些社區大部分均與世隔絕，他們從政府獲得特權及宗教自由，而條件就是他們不得勸俄國人改皈宗教。聖潔的生活加上一些個人見證對許多人無疑具有影響，可是更多的是許多人因為直接讀神的話而成為信徒，並且分散到帝國許多偏遠的角落。他們不接受任何宗派的稱呼，他們彼此稱為弟兄們，別人給他們起一個綽號“死黨”，原文的意思就是“去聚會的人”。這是從德國來的殖民地中間開始傳出來的名字。
對俄國人，閱讀聖經帶來屬靈真理的啟示和能力是他們從未想到過的。他們在傳統東正教裏死氣沉沉的形式和遺傳中長大，他們對於神以及基督改變生命的能力一無所知。聖經啟示基督，當人們看見祂之時，他們就因此獲得重生恩典的觸摸。因為在俄國的教會中可以自由的閱讀聖經難，但是不允遵行聖經的教導，因此這些信主的人惟有離開教會，自己兩三個人奉主的名來聚集。他們熱心地遵守聖靈的教導，所以他們注重受浸和主的桌子。舊有的牧師傳道制度完全被摒棄，而按著聖經他們在中間興起一些長老。他們也發現神依然給每一個人一些恩賜用來建造教會，福音得以廣傳，紀律得以維持，聖徒得以建立。
沙皇統治下大部份是下層的農民，可是聖靈的工作還是進入社會各個不同階層。有一些貴族開放自己的家門給賴斯達克(Radstock)來帶領查經，藉著他清楚的解說聖經，許多人信主，福音就藉著那些因信基督而生命改變的人更加廣傳。還有一位畢代克(Baedeker)博士，他是一位出名的導遊家，他並不只是對地理有興趣，他有一個永恆的目標。在上一個世紀逼迫最劇烈的期間，他仍積極地把聖經分發到俄國的許多地區。
俄國一向是以政府和官方教會聯手來控制及壓抑任何的不滿情緒的。主後1881年，沙皇亞歷山大二世被刺，政府以暴力來鎮壓，任何對臨時政府或是官方教會的權威不順從的人，均遭滅頂之災。信徒不准自行聚集，若有人私下秘密聚會，只要被抓到，聚會便被勒令解散，當事人被課罰重金，被判入獄甚至流放到邊疆，但是這些都成了廣傳福音的手段。主的子民到哪里，就在哪里做見證，並且把聖經也傳到哪里。政府採取各種政策要除滅“死黨”，他們剝奪了有“死黨”成份的人好的工作機會，不允許他們自由地遷移，甚至把他們的孩子奪去交給忠心於東正教的人去撫養，或是交給東正教的牧師去管教。
儘管如此，聖靈的工作還是持續不斷。主後1905年，當政府宣告宗教信仰自由的時期，各地方隱藏的團體都如雨後春筍般地冒了出來。可惜的是自由時期相當短暫，主後1914年，世界大戰開始，神的子民又一次受到殘酷的迫害。主後1917年，俄國革命展開了一場新的恐怖，掃遍舊的俄皇及更正教的敗瓦頹垣，無神論成了全國的信仰。可是福音永遠不會被來自人短暫的力量所滅。這些年間，從波羅的(Baltic)海岸一直到中國的邊界，經過復活基督重生的大能使得各地都有一些生命的見證。
在過去的一百年中，各種非宗派的宣教差會在各地興起，當然最主要的還是在歐洲以及北美。他們接受主對門徒大使命的挑戰，要把福音傳到地極，將拯救的信息傳到每一個角落。這些“非宗派信心會”的興起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他們的目標就是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建立教會，他們自己在原來的國家都是和組織化的教會分別出來的。這些信心差會可以說是對著宗派主義的一個控告，他向許多在教會圈子裏的人們表明，如果教會要完成主的大使命，就一定要放棄宗派的思想。有一些差會，他們所建立的教會在教義上偏向某一種教導，比如有人強調衛斯理的成聖觀，但是大部分的差會仍是由不同看法的信徒組成，他們因著重生在基督的家庭中而彼此聯合。從這個角度來看，他們是恢復到新約時代教會那種單純的基礎上，他們見證出聖經的事實就是信徒因信而重生，這是基本屬靈的合一。服事和交流都絕對不是建立在神學細節上的統一看法。
這些信心差會的宣教士在世界各地的獻身、勞苦及犧牲帶來了基督重要的見證，神的所有兒女都應該為此獻上感恩。他們那種無私的服事只有在永世才會完全彰顯出來。從另一角度看，他們也並非沒有弱點，今日公認的，在宣教上最大的失敗就是沒有建立起合乎聖經那種簡單的教會，絕大多數建立起來的教會均為西方社會那一套宗派系統的翻版。令人遺憾的是，不但那些原本就以宗派為範本的宗派組織的宣教士如此，許多有聖經基礎的宣教差會也步其後塵。宗派的遺毒在西方基督教圈子中實在是太深，以致於他們在外國的土地上還是建立起他們差會的“宗派”(譯注：作者指非宗派的差會所建立的教會成了新的宗派)。
當然，世界各地基督徒見證的表現並非僅限於此。正如從使徒時代開始以來一樣，真正的教會從來沒有停止過。每當神透過祂的話語工作之時，就有人來承接神聖的生命，樂意遵守祂那照耀人們靈魂的話語，並且學習按照使徒行傳中那樣單純的方式聚集。就在今日，世界各地依然有這樣的教會，而且數目日漸加增。他們也不見得就是組織化的宣教種子所帶來的直接結果，但是多少是受宣教士影響的。教會不應該是屬地的，也就是教會不應該是某一個地區或某一個種族的產物，教會乃是神話語的產物。無論是由白人、還是由黑人來傳講神的話語均無關緊要，只要忠心地傳講永恆的真理，自然就會有真正的教會出現。所以如果說是某一個國家努力所產生的教會，那是驕傲及否認了教會最基本的真理——十字架已經把人類之間各樣的藩籬除去，教會是超越種族的，其本質是永恆屬天的，只要有人被揀選出來傳講神的話語，就會產生教會。
當我們回顧歷史上教會的屬靈運動之時，有一件事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神的靈工作在任何一個時代或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是一件孤立恩典澆灌的個案，每一個屬靈的運動的開始其實都可以追溯到幾個世紀以前，並且看得出是神選擇許多不同國家，不同種族的人來看見真理和亮光的一部分，而這些看見的總和最終才導致教會見證的恢復。其實這纔是正常的現象。教會生活的一部分就是全身“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弗4:16)今日聖靈在中國、印度以及世界各地都有他奇妙的工作，這些運動的源頭都不是某一個人，乃是神自己。當然神是使用人來成全祂的旨意，他們的根基是聖靈的生命，準繩是神的話語，相交的範圍不是以國籍為限，乃是以教會為限。什麼時候他們被局限在一種單一的民族之中，他們就成了一個派系。
在當今的日本，影響最深遠、意義最重大的屬靈運動是與一位名叫內村監三(Kanzo Uchimura)的人有關。內村監三的父親是一位武士(Samurai)的學者。內村監三出身在東京，他在北海道(Hokkaido)的札幌(Sapporo)讀書的時候就已接觸過福音，他決心要做一個基督徒。然而在多年以後，當他到了北美之時，他才真正經歷到重生，並因著信靠基督有了生命的關係。那一次的經歷改變了他的一生，當他返回日本之時，他心中滿腔熱血極欲將福音簡單的話語從各種宗派的糾纏中釋放給他的同胞。
內村監三是一位說服力極強且又多產的作家，他主編並且投稿多份日文和英文的雜誌，但是他最出色的工作還是鼓勵人在一起查考聖經，並且一直堅持到他在主後1930年去世為止。他在東京帶領一個這樣的聚集，這樣性質的聚集，或是租一個地方，或在城市，或在鄉間，小的只有幾個人，大的可達數百人，每一個聚集都在追求透過神的話語對基督有更深的認識。這些聚會被人稱為“米友開”(Mukyokai)就是“非教會”的意思。當然這不是拒絕聖經中教會的事實，乃是拒絕那些離開聖經組織化的教會。內村監三相信宗派的複雜體系已經把聖經中教會的真義掩遮了，教會的合一不是在信條、形式或儀式上的統一，乃是在於那些接受基督新生命的人簡單的聚集合一。
與內村監三有關的團體都是完全獨立的，這在上次戰爭中尤為明顯，因為日本政府必須一個一個地來處理，而其他的教會，政府則可以把他們聯合成一個大組織以便控制。從外界來看，流行的眼光是把這些受到內村監三影響的聚會歸成一個宗派，在內村監三在世的年日，人們認為這不過只是一個聰明的人的工作，而且非他不可。主後1931年，日本宣教年鑒上有一篇由海克門(Heckleman)撰寫的、名為“在日本非教會的基督工作”的文章說“內村監三到死為止所帶領的獨特查考聖經，個人經驗以及發行查經雜誌，這份工作目前已經停頓，也許必須另外尋找領袖，現在很難預測將來會如何發展。”在內村監三死後三十幾年再來看這一份文章則更為有趣，因為如果在1931年他的工作已經停頓，那麼今天一切早就應該消聲匿跡了，然而今日的狀況告訴我們，這一工作絕對沒有停頓。毫無疑問，他的服事在日本已經成為最有影響的基督徒事工。儘管歷經爭戰，他仍然生存且繼續成長，因為這樣的服事不是出於人的經驗，乃是建立在神不改變的話語上。
很明顯，許多人效忠二十世紀的物質主義，但是福音在這個世紀中也是史無前例地得以廣傳。世界上許多地區都有著豐富的屬靈大收割，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同時在許多國家中，有許多的人正在尋求恢復到使徒時代在基督裏聚集的單純。我們單單就著神今日在這方面的作為就可寫一本書，我們深信總有一天這日子將會來臨，那樣的書一定會被寫成。可是在目前就讓我們去智慧地觀察神的工作，而不要給神所使用的器皿太多喝釆。我們生在一個極度重視技巧以及人自身本領的時代，一個崇拜英雄的時代。遺憾的是，就算是神的子民也難倖免，他們很容易把原本應該單單歸於神的榮耀給予了人。我們太容易注重一位先知遠超過神所託付的話語。只有當先知離去以後，神的話語卻依然留下滿了能力的權柄之時，我們纔能確切知曉什麼是出於神，什麼是出於人的。──
約翰甘乃迪《見證的火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