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期望的改革之雨
我們現在來探討一下改革運動的本身。首先要澄清的是改革運動的中心意義集中在一本書(聖經)，而不在一個或幾位人物。我們一般談到的改革運動是指把基督教世界分成兩半，一半是天主教，另一半則是更正教(就是新教或稱狹義基督教)。可是我們所關心的歷史卻是另一回事，乃是指屬靈的教會在曆世歷代中雖有不同的爭論和腐敗，並且遭到神職制度以及宗教系統的迫害，卻依然能夠為主做見證的記載。其實大部分改革運動所做的還不過是一些外面的改革，然而改革運動也確實在基督教世界一些地區帶出了一套嶄新的環境以及宗教觀。如果我們忽略這個事實的話，我們就無法瞭解教會屬靈運動的發展背景以及從改革運動以來所面對的問題。
另一個重要的觀念就是：改革運動在不同國家有著不同的面貌。在一些國家裏，羅馬天主教可憎的惡行給除去了，可是古老的表面依然存在。在另一些地方，在某種程度上則回到聖經給每一個人領受神恩惠的自由，甚至恢復一些早期教會的特點，即在生命中的交通。改革運動的各個不同層面跟這個運動的一些主要人物很有關係。
馬丁．路德(MARTIN LUTlER)
主後1483年，馬丁路德生於一個礦工的家庭。雖然他的家裏一貧如洗，然而路德的父親卻執意希望兒子日後能成為律師。主後1501年，路德進入以弗特(Erfurt)大學。路德年輕的時候就對屬靈事物有一份執著的追求。對罪的強烈感受，以及渴望得到內心的平安終於催促路德毅然放棄原來事業的目標，轉而進入在以弗特的奥古斯丁修道院。藉著執著且虔誠的懺悔、禁食以及禱告，他渴望能得到救贖。德國的奥古斯丁派代表修道士中間比較好的一群，他們頗受人們敬重。他們注重傳道，在其間也有一些人有屬靈的親身經歷和體會。其中一位就是約翰·史都此斯(John
Staupitz，另譯施道比次)主教。他在巡視各修道院的時候，發現馬丁路德為求得救贖正在深入地進行屬靈的操練。於是，史都比斯就建議路德去閱讀聖經，並向他指出：只有藉著基督，人才有可能得到救贖，並得與神交通。當馬丁路德讀到保羅寫的羅馬書的時候，聖靈的光照進他的心中，他從此得以與神和好，因信而稱義。
路德得救的經歷藉著研讀聖經愈加堅固。他的恩賜在他的講道上面更加顯明。他個人的經歷不可避免地引領他再一次思想這些在他生活四周的傳統信仰，宗教組織以及教皇制度。反思的結果更使他清楚地認識到這些事物的錯誤，而這時他正在威登堡(Wittenberg)大學教聖經。有不少人支持他的想法。
主後1517年，路德遇上一絕佳良機來表達他的信仰。教皇利奧十世(LeoX)急需大筆的金錢來修建聖彼得教堂以及滿足他個人極為奢華的生活。他發現出售贖罪券可以大量地增加他的收入。在多米尼古(Dominican)修道院中一位名叫帖次勒(丁etzel)的修士，此人是一個販賣贖罪券的高手，他在威登堡一帶使用一些順口的歌謠和低俗的笑話來促銷這些贖罪券：“只要錢在箱中響，煉獄鎖鑰不久也來響噹噹。”這類做法充分地暴露了整個宗教界的錯誤。因為路德自己對神聖恩典有著切身的經歷，他對這種褻瀆神的做法，實在是忍無可忍。當他無法說服宗教領袖採取任何行動之後，他就在威登堡教堂的大門上釘了九十五條聲明。這一聲明打開了多少世紀以來人們在天主教壓迫之下的一切不滿的閘門。路德宣稱，贖罪券不但不會消除人的罪惡感，反而更無法逃避神的懲罰。真正地悔改，纔是獲得神赦免的唯一出路。對一個蒙恩得赦的人，贖罪爭是毫無價值的。路德的許多朋友把這些聲明複印分發到德國各地，終於有人敢挺身而出，道出一些許多人不敢說的真話了。
主後1518年，教皇要召見路德於羅馬，然而路德的朋友一致極力反對他前往，因為他們知道，路德此行必定會被定罪。教皇只好要求在德國的特使來處理此事。路德在奧斯堡(Augsburg)與特使會面。特使要求路德撤回有關教皇無權出售贖罪券，只有基督纔能赦罪的聲明。對此無理要求路德理所當然嚴詞拒絕。為防遭暗算，路德隨後退回威登堡。本來路德並無意反對教皇的超越地位，然而當他開始研究教皇制度的淵源時，他很快就發現教皇制度的基礎十分薄弱。第九世紀中葉，有一份教皇手諭集被公諸於世，據說那是出於第七世紀有名的聖職人員塞維爾(Seville)的艾索多(1sodore，另譯伊西多爾)的手筆。這份檔記載著從第一世紀以來支持教皇和大公會議的許多所謂的決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康士坦丁大帝的禦賜教產諭。康士坦丁要求全國教會都臣服于沙外斯特(Sylvester，另譯西維斯特)教皇以及他的繼承人，其主權甚至遠達整個西羅馬帝國。這整個陰謀其實就是使用一份最有技巧的偽造檔，可是人們卻信以為真。直到十五世紀文藝復興運動喚醒了研究的精神後才揭發出這個大騙局。整個羅馬在教會和帝國中的權力，以及整套的神職制度都是建立在這份假文件上。
路德此時又遇上了一位名叫菲利浦·馬蘭多(Philip Melanchthon，另譯腓力·
墨蘭頓)的人，此人日後威了他親密無間的朋友及極其得力的支持者。馬蘭多於1518年赴威登堡擔任希臘
主後1519年，在萊比鍚(Leipzig)安排了一場辯論，由天王教中最有辯才的約翰·艾克(John
Eck，另譯瓦克)和路德在威登堡的一位同事安魯·卡斯德(Andrew
Karlstadt，另譯安德列·迦勒斯大)參加。路德在一些學生和馬蘭多的保護下也出席了這場辯論。艾克頭腦敏捷，力逼準備欠佳的卡斯德，艾克最後以下麵幾個問題把路德也逼上了不歸之路。
路德是否不承認教皇的無上權力？
是的。
所以他同意約翰休斯(JohnHuss，另譯胡斯)的論點，就是那被教皇和康士坦丁堡議會定為異端而被處死的人的觀點？
是的。
因此在路德的眼中，教會議會在處理約翰·休斯事件上犯了錯誤？也就是說教會議會並非不會犯錯誤嗎？
路德多年來一直期望能避免直接地否認教皇和教會會議的權柄，可是到了這個時候，只好進行了不可挽回的宣告。從此他就不再受天主教制度暴政的管轄，而得以自由地順服主基督，並以神的話為他唯一的權柄與引導。
正當天主教廷在烈怒中咆哮地指稱路德為異端，並且積極準備一份開除的詔書時，路德卻專心地把他所堅信的真理一一整理並出版。這些檔以後震動了整個歐洲。他有三份文件最為著名，即《致德國貴族書》(An Address to the Nobility of the
German Nation)，《論基督徒的自由》(On
Christian Liberty)以及《教會被擄到巴比倫》(The
Babylonish Captivity of the Church)。在這些檔中，他毫不留情地揭露批判了羅馬的教義及其弊病。他疾呼必須大幅度地進行改革，提倡高舉聖經的權威，因信稱義及信徒皆祭司等真理。羅馬教皇的定罪詔書來到，不過這次的異端可不是那麼容易就範，被燒掉的不是異端，反而是別的東西。在威登堡郊區，路德帶領了一批同情分子，把教皇的詔書，以及教廷一切錯誤的信條一併付諸一炬。威登堡的平民及大學生均極力擁護這次焚燒行動，對此政府機構亦未採取任何行動，不只是路德，可以說這是大部份德國人民一同對教皇的叛逆。
就在此時，查理五世(Charles V)登上神聖羅馬帝國的寶座，成為當時最有權力的皇帝。他是一個對天主教忠心耿耿的人，然而他的權力在德國還是受到當地王子們的限制。其中一位就是山索尼(Saxony，另譯撒克遜)的佛隹克(Frederick The Wise，另譯智者腓勒得力)，他是一個精明的政客，主張地方自治。查理左右為難，一方面羅馬天主教向他施壓，迫他履行他的職責，按照教廷的裁定來處置路德；可是在另一方面，當時他正準備和法國作戰，查理不願意得罪德國，因為德國的大多數人民是支持路德的。主後1521年，沃木斯(Worms)的主教會晤路德，對他橫蠻無理地加以指責，並要求路德立即撤回他所寫的一切東西。對此路德的回答則與一世紀以前的約翰·休斯的回答完全一樣：任何與神的話違背的東西，他才願意撤回。於是，路德被佛佳克的手下逮捕、並軟禁於瓦特堡(Wartburg)城堡中。然而在那一年多的軟禁期間，路德卻把新約聖經翻譯成德文。
當路德被軟禁於瓦特堡的期間，在威登堡的改革運動就由卡斯德來代領。在眾多人的幫助之下，這位新的領袖人物大力掃除了一切與羅馬有關的事物，他們的熱情使得整個社區都沸騰起來，城市的父老紛紛請求路德回來。路德回來以後，藉著他的講道，八天之內，整個城市就恢復了平日的平靜。
另一次變亂則對改革運動造成很大的傷害。主後1524至1525年間，彼聖得發生了一次皮森農民變亂(ThePeasant’s Revolt)。其實這次變亂與路德以及他的同夥沒有絲毫關聯，但是他們卻被指控為變亂的策劃者。路德是第一個去尋求談判解決爭端的人。後來談判破裂，路德又被激進分子激怒，於是他請求政府出面平亂，結果導致許多人流血喪生。路德這一次愚笨的決定使得許多原來支持改革運動的人轉而棄他而去。
主後1526年，查理皇帝召開第一次施拜爾國會(Diet
of Speier)要求處置路德一夥，然而國會反而頒佈公告，予各州的政府自由決定他們管轄地區的宗教事務。主後1529年，在第二次的斯拜爾國會上，大多數天主教徒決定：從今以後德國務州在信仰上應保持現狀，那些已經改為路德派的，可以允許維持不變，但是必須允許人民在那些州內有羅馬天主教的儀式，對於當時還是屬於天主教的各州，則不許改變。然而當中有一少數人竭力反對這一決定，並要求對此進行更正。更正教(Protestant)的名稱便由此而來。德國從此一分為二，一是更正教，另一則是天主教。更正教與天主教之間常有爭執，甚至還動干戈。
當我們瞭解路德運動的背景後，我們就能十分清楚地看到，路德因著從聖經中得到了人單單因信基督就能得救的啟示，就在他自己的人生中帶來極大的衝擊。同時為了要恢復聖經所教導的教會觀，就要強調個人與基督的關係為基礎，許多的障礙都必須克服。然而路德是否真的看見，如果在個人的救恩上是要接受聖經的權威？那麼在教會生活上是否也必須遵照聖經的權威呢？如果他看見了，他是否有勇氣遵照聖經的教導直到最終目標？
因著路德的運動而掀起人們對羅馬天主教的反叛浪潮，並非單單是屬靈而引發的。羅馬教廷在許多方面大肆侵佔人民的財物，所以在德國的改革運動不單單是為宗教的原因，也有社會和政治的因素。許多跟隨路德的人確信羅馬教會在許多屬靈的事情上欺騙了他們，而路德所教導的纔是正確。可是無法驗證大部分的人是否曾經有與路德本人同樣的屬靈經歷。事實上，我們可以確知他們沒有。路德在自己的著作中曾這樣記載：“那些從開始就跟我們在一起，並且喜愛我們教導的人的數目，至少是目前人數的十倍，可是現在只有少數的人依然站立得穩。”
我們曾經看見路德在早期尋找屬靈真理的過程中深受弟兄會的影響。這些影響在他身上發生了重大的改變。在那段艱難困苦的歲月裏，當他與羅馬教廷進行嚴厲的衝突，路德本人原有的謙卑，不久就變成了他自己所極力反對的狂暴的獨斷教條主義，當然也許若非如此就不可能有改革運動。單靠像以洛斯馬士(Erasmus)所說讓大家保持冷靜和節制，慢慢地來尋找改善的方式是行不棲的。然而能帶領改革運動的勇敢也同樣地把路德捲入政治上的爭執，使得他不能集中精力專注於屬靈的目標。他所設立的路德教會從本質上來看，就是他從聖經得來的觀念和他與那些對他忠貞的地方人士進行妥協的產品。而且路德會本身也從羅馬教廷承接了許多的錯誤。路德會漸漸步入與新約的教會大相逕庭之道，甚至路德本人也承認，路德會中充滿了敬虔和不敬虔的人，而且又與政府混在一起，並且也開始建立了神職系統，這與他們原來所反對的羅馬系統已經相去不遠。
有意思的是我們注意到在主後1526年，路德寫出這麼一段話：“福音正確的秩序無法在各種人群中顯明出來，但是在那些認真的基督徒中間，也就是那些口裏承認福音的人，他們必須在一個地方聚會，一同禱告，一同讀經，給人施浸，領用聖餐，並實行其他基督徒的善行。因著這樣的聚會，就可以把信徒和非信徒分別出來，並可以按照基督在馬太十八章十五節，的教訓或是糾正，或是恢復，或是分別為聖。他們也可以像保羅在哥林多後書九章一至十二節中所教導的那樣，甘心地奉獻自己，無私地幫助貧苦的人們。這裏並不需要什麼特別好的歌聲，簡單的浸禮和聖歌，而都是在愛中按照聖經而行。可是我卻無法設立這樣的聚會，將來時機成熟，我將會盡力而為。目前我能做的只是呼召、操練、傳道，直到基督徒們自己看見聖經的教導，能夠熱心於這樣的帶領，並堅持下去。”由此可見，路德對於教會本質的瞭解遠遠超過他在實際行動中所表現的。如果路德當初採取另外一條路線，情形將會如何也確難預測。不過他所建立起來的國家教會，因為大部份還是由民間人士控制，這就無可避免地使得教會日漸軟弱。
烏瑞奇．慈運理(ULRICH ZWINGLI)
瑞士原本是神聖羅馬帝國的一部分，然而瑞士一直亦是歐洲最自由的一部分，基本上可以算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在這種自由的氣氛下，改革運動迅速發展，瑞士的改革運動無疑成為整個基督教改革運動的先鋒。
主後1484年，慈運理出生瑞士的威得浩斯(Wildhaus)。他在維也納大學以及巴色(Basel)大學均十分出眾，後來被任命為格喇如斯(Glarus)的教士，以後又成了蘇黎世(Zurich)教會的領袖。他在早年曾經和被人們稱為重浸派(Anabaptists)的弟兄會的會眾接觸過。弟兄會中有一位著名的領袖格列伯(Conrad
Grebel)曾經與慈運理是好朋友。但是在蘇黎世的弟兄相當多，所以慈運理和那些渴望在自己的生活以及教會敬拜上都能按照聖經而行的人多有往來。曾經有一段時間，他本人對於受浸也有許多的探討。在後來的改革運動中，他的教導的基石就是聖經在基督徒生活準則上應享有最高的權威。儘管他自己是否完全接納他所教導的信仰所帶來的影響仍是一個疑問，然而毫無疑問，他較路德在按照神的話語而行上激進得多。並不是路德對聖經的尊重有什麼問題，但是因著他自己得救的強烈經歷，使得他在自己心中產生了把聖經擺在經歷以下的陰影。以主觀的經歷主導了神客觀話語的教導，致使路德比較容易接納那些聖經中沒有明文禁止的事情。可是慈運理卻堅持只有聖經中明文教導的事纔可在教會中施行。
主後1522年，慈運理從蘇黎世開始他的改革運動。他激烈地批判羅馬教會的迷信並且公開地對此進行辯論。當地的政府堅決支持他的主張，並建立了獨立教會，按照他所教導的來運作，由人民來管理他們自己的教會。慈運理堅持教會的實行必須按照聖經的教導，這使得在瑞士的改革比在路德領導下的改革運動還要激烈。祭司袍，偶像，聖物，彌撒，祭司制度，中央集權制度完全都被清掃一空，唯有傳講神的話語成為中心。
然而慈運理也有他另外一面的問題。他不但是一位改革者，也是一個愛國者和熱心的政治家。他堅決反對他的同胞去加入外籍雇傭兵，他屬靈的目光和政治上對國家的認同至終導致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戰爭。主後1531年，他亦戰死沙場。慈運理早年與弟兄會的接觸或許使他對教會本質的認識有所幫助，這也是為什麼很難理解他會接納一個官方的教會。當教會的會員是以國籍和國家的法律來管理的時候，這還是新約聖經中所教導的教會嗎？在聖經中就是由一群當地的人，因著基督的屬靈而結合這種地方教會的觀念和官方教會的觀念是完全不同的。
慈運理關於基督徒社區成為當地的政府，並以聖經來治理這一套理論是不正確的。因為基督徒的社區和教會是不相同的。聖經中的教會是一群從世界中被呼召出來的餘民，為著主自己作見證的。把教會變成基督徒社區來治理的政治是聖經中所沒有記載的，在教會歷史上沒有這一先例。慈運理以及後來的加爾文(Calvin)他們提出一個看得見的教會和看不見的教會這種理論，即真正的教會是看不見的，而地上看得見的教會則是基督徒世界所組成的教會來代表。這種說法導致教會不過變成一個理論，在神的話中則變得毫無意義。
我們以後還要再來探討這種觀念對於其他獨立的基督徒團體的影響。因為慈運理主張政府應該是由教會來管理，政府自然就有義務使用它的權力來對付任何與它所認可的教會不一的教會。所以改革家本身就成了天主教的延續，即以宗教來迫害他人的宗教自由，反對人自由地按照神的話語來敬拜及見證神。
這種互不包容的靈使路德與慈運理在對於主的晚餐上所持的不同看法更為明顯。路德認為“這是我的身體”必須按字面接納，儘管路德不同意羅馬教會的變質(Transubstantiation)的看法，他以為基督是物質實體性地存在於餅杯之間，就是或其後人所說的合質論(Consubstmtiation)；慈運理則持守目前的福音派普遍的看法，就是酒和餅均僅為一種記號。這兩派在這個問題上一直是以一種苦毒的靈來進行爭論，天主教則在旁邊幸災樂禍地欣賞基督教的分裂。
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
主後1509年，加爾文出生於畢迦的(Picardy)的諾羊(Noyon)城，他的家庭頗受人尊敬而且在當地很有聲望。他的父親期望他能成為神父，所以送他去巴黎大學。後來他去奧爾良(Orleans)攻讀法律。他在兩個大學裏都非常出眾。他在古典以及法律方面所受的教育為他日後奠下了深厚堅實的基礎，以後當他的興趣轉到神學方面，這些才幹更加發揮出來。
約在主後1532至1533年間，加爾文有了重生的經歷，從此他的一生就有了巨大的改變。他開始對聖經的權威性有了重大的親身體會。研讀神的話語就成了他最渴望的事情。返回巴黎後，他找到一群信徒，他們常在一起研讀聖經並禱告。這一恩典對於他日後屬靈的事業有著相當重大的影響。這個團契中有一些相當出色的人物，那維瑞(Navarre)的女皇瑪格麗特(Margaret)也是其中的一員。這個團契最早是在大約四十年前，當博學多才的李佛瑞(Le
Fevre)來到索巴尼(Sorbonne)教神學的時候所開始的。李佛瑞自己是因著閱讀聖經才在基督裏找到了平安，所以他就聚集了一些人來一同分享主的話語。他教導有關救贖是單單憑著信心，這此路德和慈運理都要早。其實這並不是什麼新的教訓，使徒們就是這樣地教導，只是因為教會一直教訓得救是靠著遵循教會的聖禮，以致於當人們聽到這個好消息時，還以為是什麼新的教訓。藉著李佛瑞的服事，威廉．法瑞(William
Farel，另譯威廉．法惹勒)重生得救，他後來成了一位著名的福音傳道者，並且就是他在主後1536年，說服約翰·加爾文留在日內瓦。主後1521年，由於外面的壓迫太大，這個團契的一些主要弟兄，包括李佛瑞和法瑞都被迫逃亡在外。但是團契還是在斷續地聚集。當加爾文加入這個團契時，其中一位負責帶領的弟兄就是巴黎大學的校長尼克拉斯古普(Nicolas
Cop)。主後1533年，古普發表了一篇談話，他強調福音的觀點，並且極力呼籲改革。當局認為加爾文就是這篇講話的起草人而對他進行通緝，加爾文因此被迫離開巴黎，逃亡到巴色(Basel)的更正教中間。
法蘭西斯一世(Francis I)在位之時，為著政治的緣故，他宣稱法國的更正教是主張無政府主義，所以需要政治的力量加以於管制，以維持法治和社會秩序。加爾文覺得他必須出來為這些被誣告的同胞申辯。主後1536年，他發表了基督教的規章。他有系統地把改革宗的神學表達出來，清楚地讓人知曉這絕非任何新潮或是異端的教義，只不過是回歸到早期教會的信仰和實踐。文件第一次發表之時，他才二十六歲。後來他又不斷地加以修改補充，直到主後1559年完成了我們現在所看到的規章。改革運動中沒有任何其他的文獻可以和加爾文的規章相媲美。直到如今，這一檔在許多方面仍是有相當的價值。因著這一份著作，加爾文在許多其他的國家中也有著很大的影響力。在更正教中間，加爾文仿佛成了一個代表性的人物。
主後1536年，加爾文路經日內瓦，遇見了威廉．法瑞(William
Farel)。法瑞極力勸他留下。經過一段內心的掙紮，他相信這是神的旨意，所以就同意留下。他餘生除了有三年被放逐之外，均在瑞士度過。
日內瓦在名義上成了更正教的地區，這主要是因為尋求政治的自由，並不是在那裏的人民對屬靈有什麼饑渴。其實那城的人以放蕩的生活方式而聞名。加爾文確定能在一個地方政府所控制的教會中進行改革。他相信地方政府也是由神設立的機構，但是教會必須在他的責任範圍裏保持獨立。教會有權力開除那些不服管教的人。加爾文甚至起草了一份教規，要求每一個公民遵守。這件事引起當地人們強烈的反感。他們把加爾文和法利一同驅逐出境。加爾文來到施塔施堡(Strassburg)，在那裏渡過了三年。日內瓦的情況愈來愈亂，所以人民又想請加爾文回來重建秩序。因此加爾文這次回來，就有了很強固的地位，他可以開始推動他所欲進行的改革。主後1541年，通過了教會規章來治理教會。在加爾文的制度中長老是中心。當時長老們以及牧師組成宗教法庭，處理有關信仰上的事務，包括把人開除出教會的事也是他們的定規。如果有需要的話，宗教法庭會要求地方政府來強制執行一些處罰。
無可置疑的是加爾文處理教會規章的本身並不是那麼令人滿意。他本來希望教會的成員來選擇他們自己的領袖，他並不同意地方政府有那麼多的權力，可是因為加爾文本人對於教會和基督徒社區的分野並不是那麼清楚，這就難怪他時常弄不清什麼程度是在教會的範圍之內的權柄。他不但允許、甚至鼓勵地方官員插手管理他們原來根本無權過問有關的教會事務。有關瑟維都殘暴事件(The Cruel Case of Servetus)就是一個很遺憾的例子，他清楚地披露了加爾文在這方面的錯誤。瑟維都(Servetus)是西班牙的一個醫生，他強烈反對加爾文的神學。主後1553年，他在日內瓦被捕，受審之後被定罪為異端而慘遭燒死。其實這是加爾文與他自己進行的一場真實的考驗。加爾文覺得地方政府有權過問教義上的爭執，被教會開除還不足以處罰持不同教義的人。這種對異議者非置於死地不可的做法，註定了獨裁的悲劇必然要發生。
當然加爾文的教導中也有正面可取之處。他的一些好的貢獻也是影響深遠。日內瓦後來成為世界各國受迫害人逃亡的天堂，像在蘇格蘭的約翰·勞克斯(John Knox，另譯諾克斯)，他就是深受神給加爾文之亮光的幫助。勞克斯是一個具有堅定品格的屬靈偉人，神使用他改變了整個國家，很多人不能與他相提並論。當然蘇格蘭當時也是預備好了要進入革新。從消極一方面來看，當時的天主教神職人員酒色放蕩已經成為公眾的羞恥；從積極方面來看，在蘇格蘭從古老的克勒特教會(Celtic)也還留下少數非常寶貴的遺傳(參閱第九章的基督教在英國)，而且威克李夫的一些蘇格蘭學生也從牛津帶來一些寶貴的祝福，加上勞克斯忠心地把他從神話語中所學到的教會生活的原則應用出來，在傳揚神純正福音上有無可估量的益處，並帶下極大的復興。
加爾文的神學有一點是他自己特別著重的乃是依據信徒生命的律來行事。他堅決地主張救恩絕不是如羅馬天主教所教導的那樣積善纔能獲得，救恩只有藉著信心方可獲得。救恩雖然不是藉著善行而獲得，可是救恩卻會導致善行。一個信徒生活中有善行就證明他與基督有了重要的關係。一個信徒每天的生活須遵照聖經上神的律法的教導。加爾文非常注重一個人的品格，同時也非常看重教育，約翰勞克斯就是受加爾文的影響而在蘇格蘭推動教育，這就是為什麼日後蘇格蘭的牧師和宣教士較其他國家有高水準的教育之原因。這個良好品格和良好頭腦並重的教導是本乎聖經的一個平衡的看法。這個教導訓練出了許多的屬靈人，對於聖經有了正確的認識。今日世界各地的信徒都應該為神感謝他們。
加爾文系統最大的弱點就是教會和政府相聯結。在官方的教會中，每一個成員無可避免地最後退化成為只知道一個信條，而把聖經中教會的基本都失去了的人。如果只想以思想的統一來維持教會的合一，而不注重以擁有屬靈生命為合一的根基，教會則已失去教會真正的面目了。加爾文希望借助政府的力量來維持教會教義的純正，然而絕不可能會有一個非基督徒的權力機構會努力支持一個機構而不會加以控制。當這種控制的影響力愈來愈大的時候，對政府是更容易管制，而對教會而言，就是屬靈的自殺。當然我們不要忘記在改革運動期間，政府大多還都是由教內人士組成，所以當年的改革領袖在那種環境中，沒有看清楚聖經的教導，也是情有可原的。他不像近代的政府那樣——大多已經是反對基督教的世俗政府。不過我們後來會看出神還是保留一些人努力保守教會，使之避免與政治有任何的瓜葛。
改革運動最大的成就乃是給人自由去認識神的話語，並且認定聖經必須在基督徒的思想和生活中居首位。即使路德、慈運理、加爾文或是其他人，在實行聖經原則應用在教會生活上並不成功，但是他們激起人們對聖經的尊敬，以及人們自由尋求神的心意，這使以後的人們能夠更清楚地走在神為人揀選的道路上。──
約翰甘乃迪《見證的火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