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蒙恩寵的教會
第四世紀初是教會進入最嚴峻的考驗階段。在這段時間裏，教會經歷了最偉大的勝利也遭到最悲慘的失敗。羅馬皇帝康士坦丁采信了基督教。這一事件在這期間扮演著主要的角色。三百多年來，教會經歷了兇暴的對付。仍然有基督徒保持著對主的單純委身與忠心正如使徒時代一般。另一方面也開始看出人的手段在神的工作上的影響。任何的信仰都會遭到屬靈的試煉。教會的根基和成份在主後313年面對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也註定要經過新的試煉。
雖然羅馬勢力對於基督教的資助可以稱為一個悲劇，但在這一切的背後還是有神的手在其中。為了最終的好處，教會在已過的300年間所發展出來的一些缺點不應不被暴露。從正面來看，康士坦丁的入教是向全世界宣告基督在祂子民中間的生命是無法摧毀的。火焰般的逼迫和洪水般的高壓均無法削減這個生命。鐵一般的事實擺在眼前，教會的屬靈生命能夠經過世人各樣的手段依然站立不移。而且這樣的勝利乃是單單靠著屬靈的武器而獲得。這真正表現出十字架的勝利，神的軟弱和愚拙勝過了人的力量和智慧。教會得勝了，偉大的羅馬皇帝也俯首認輸了。
從另一方面來看，當教會進入一種新的情形，教會成了流行的時尚，並受世界的稱許，這在教會中所造成的影響和改變又是何等的深遠。聖靈的生命比任何的形式遠為重要。神的恩典也能勝過許多人的愚拙。但是我們不能因此就以為形式是完全不重要的，更不能就以為既然神有恩典，人就可以任意胡為破壞屬靈的規矩。在前三個世紀中，我們看出當教會逐漸遠離簡單的形式的時候雖沒有使得整個屬靈的生命完全死亡。但是在神的智慧裏，最早所建立的規矩是為了要給教會能力去面對以後所遭受的挑戰。當屬人複雜的組織取代了單純屬靈的共同體，教會對某些疾症的抵抗力就降到一個層度，將遭到不可避免的災禍。當我們更深入地探討這個題目的時候，我們將會發現神組織教會以便應付災禍，而人們卻將教會組織到災禍裏。
在主後312年，西羅馬帝國在一片內戰中。康士坦丁再一次揮兵南下對付他的對頭瑪勝提斯(Maxentius)。康士坦丁原本事奉敬拜太陽神，就是他的保護神，並且他還是羅馬國教的最高祭司。但是就在他出兵攻打瑪勝提斯之前，他在異像中看到天空有十字架，並且在米芬橋(MilvianBridge)的大戰前夕，他在夢中接受“神聖的”命令，要他在他士兵的盾牌上都附上代表基督的字母。他因此認為他是在基督徒的神之保護下去參加這場決戰。他在此一戰役中的勝利就堅定了他餘生的信仰。在羅馬帝國中，許多基督徒是拒絕當兵的，因為這些基督徒不肯參與軍中規定的宗教儀式。羅馬政府也不強迫他們，這是怕基督徒在軍中不會忠心。
康士坦丁在米芬橋的勝利以及他最終征服西羅馬帝國以後，就停止對基督徒任何形式的迫害。第二年，也就是主後313年，他和東羅馬帝國的皇帝尼西流(Licinius)在米蘭(Milan)會商後，共同頒旨准許人民宗教自由並且歸還在上一次逼迫中所沒收的財產。米蘭會商並沒有導致最終的和平。康士坦丁和尼西流的矛盾造成在東羅馬帝國對基督徒的再次逼迫。因此也造成基督徒對康士坦丁的偏愛。到主後324年，康士坦丁的勢力終於再一次統一羅馬帝國。在他勝利慶祝中再一次宣告對於宗教的寬容政策。
康士坦丁對於基督徒的幫助並不就表示他自己公開接受基督教。不錯，他是同情基督教，並且也覺得他欠了基督徒的神的一份債。可是他同時還保留了羅馬國家異教最高祭司的職份。一直到主於338年，就是他去世的前一年，他才正式受浸，而且公開承認他自己是基督徒。因著皇帝對於教會的恩寵，而產生在各個不同方面的影響是相當可觀的。不過我們將專注在兩個特別的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使基督教成為了時尚的流行。雖然康士坦丁本人並非一個委身的基督徒，他卻鼓勵別人接受這個信仰。許多的人為了討好皇上而信教。因此造成了大批的異教徒湧入基督徒的教會。這些異教徒藉著學習一些基要信仰以及受浸就以為基督化了，可是他們大部分的心依然是異教徒的心。這一種潮流就更加強了人們過分強調理智上對信仰的認知以及更多看重聖禮的儀式。當大批異教徒的觀念引進到基督徒的圈子裏，就對教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單單從康士坦丁宣告信主以後，在整個帝國裏的各大城市中，成千上萬的人在極短的時間裏就成了所謂的基督徒。這一件事上，我們就可以想像這個的影響有多麼深遠了。
其次，教會給予政府一些權力。教會的領袖為了感謝康士坦丁多方面的資助，就給了他在教會事務上一個崇高的地位。然而我們不要忘記，教會之所以會這樣做，是因為教會本身早就預備成為中央集權控制的環境。如果教會本身並非過分地組織化，就不可能給予康士坦丁這樣的權力。教會中間的一些主教頗有威望，這不只是在理論上，也是在實際上讓少數的人控制了大多數謙卑的弟兄們。這也就造成了教會可以很容易和政府溝通，而且一旦教會承認政府的權力，政府就很容易可以控制教會了。
在上一次世界大戰中，日本的情形跟我們所談的非常地相似。日本全國的基督教會組織成了一個大的團體，並經過政府的批准和管制。然而有一些基督徒的群體就堅決維持自己的獨立。日本政府發現無法強迫他們加入聯會，就只好一個一個地對付。有一些領袖因此下獄而且他們所寫的文章被沒收。可是弟兄姐妹依然默默地在家中聚會。這些小聚會一直到今天還是維持了他們的見證，以及純正的信仰。
當教會內部發展出多層次的統治組織，自然就會引起政治性的爭執，對權力的渴望就會導致腐敗的傾向。教會一旦強調組織方面過於屬靈的本質，教會領袖之間的權力鬥爭就引進了社會上各樣的手段和技巧。如此的發展再進一步就是跟披著基督教風味的政治世界成了聯合陣線，教會的墮落造成了教會和政府之間糾纏不清的聯盟。教會為了爭取大眾的歡迎而放棄了自由。教會從此就遭到一個比以前的
“基督徒”在各大城市越來越多，加上這些人的信心又不是很堅定，我們就發現教會的領袖逐漸好像以前的羅馬皇帝一樣，必須採取各樣的討好手段來滿足廣大群眾的喜好。在前一章中，我們曾談到亞流(Arius)在那一場神學爭論中如何被一群人迅速地推翻他的觀點，正好像一個歌手被一群暴民從市場裏轟出來。大部份的人只不過是聽過亞流的名字而已，對他本人以及他的神學都是一無所知，可是這些人卻大聲疾呼地反對亞流。永恆的真理變成了街頭的閒話，選出教會領袖的方式也變成了競爭敵手之間不止息的爭吵以博取大眾的支持。在主後366年，達瑪蘇(Damasus)當選為羅馬主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不幸的是，早先四個世紀這種精神並未隨時間而消逝。整個教會歷史都充滿了這種精神。另外在教會裏不肯容忍的精神也以令人吃驚的速度成長。一些枝節上的堅持以及樣版性的要求就成了沒有生命宗教的特色。在全面與中央口徑一致的要求之下，宗教界的當權派就變成了正統。那些與主流正統不合的人自然就會被認為是叛徒，要不就被迫學習順服，否則就是多方打壓以削減影響。這種消除異己的嚴重性是一個悲劇的諷刺。教會經歷了多少殘酷的逼迫，終於贏得了自由。而在獲得自由之後，教會自己反倒變成了逼迫者，不給在他內部的人任何的自由。
到底教皇權柄的超越性是在什麼時候才完全確立，至今依然沒有定論。羅馬教會獨裁的統治是一段漫長發展的結果。起初羅馬教會是許多其他教會的一個很好的顧問中心，但隨著羅馬教會的名聲日益高漲，建議就逐漸帶著更多的權柄。後來人們甚至會認為如果對於來自羅馬教會的建議有任何一點的存疑，乃是僭妄自大。當然顧問建議如果永遠都毫無保留地接納，這就變成了命令。
如果我們試著給教皇制度形成的時間定一個確定的日子，那就應該是大約在主後440年到461年，即偉大的羅馬主教利奧(Leo)在位的那段時間。毫無疑問，在此以前羅馬的高超地位已經實行了一陣子，可是利奧主教卻把這個事實建立在一套神學的基礎上。利奧認為羅馬教會的權威乃是建立在我們的主對彼得所說的一段話上，就是在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八到十九節：“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他，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彼得就被認為是羅馬教會的創立者，以後羅馬教會的主教就繼承了彼得的權柄。當然就連天國的鑰匙也移交給以後的主教。這是利奧主教的理論。彼得曾經不止一次在羅馬住過，有可能他也曾參與羅馬教會最早的一些聚集。但是這些事實並不能改變利奧論點以及他對聖經解釋的錯誤。
這些事實與真正的基督教屬靈的實際有什麼關係？答案當然是“極微”。這就更加顯示出第四世紀的基督教世界是何等的偏離屬靈的信心，而單單著重組織。從此以後，在組織化的宗教世界裏就不太能看見屬靈的工作。當教會的組織繼續在發展，仍然有一些人能出污泥而不染，持守原來的單純的信仰，不願捲入僵化的教會系統。在教會從屬靈的變成屬世的過程中，真正出於聖靈的運動就很少與一般人所認知的教會同步。在最早的三個世紀中，教會雖然有軟弱和難處，卻充分地流露出生命和得勝。這和以後的世紀相比，實在是天壤之別。在羅馬的世界裏依然有少數偉大的靈魂，直到今日在神裏，我們還能從他們得益處。但當時他們的地位是低落的。其中有一些人也曾經為了對母會的愚忠而招致殺身之禍。另外像奥古斯丁之流，他們極力強化教會的錯誤，其他的人則採取隱居的方式，或者過著卑賤簡樸的生活，或是在修道院的服事中尋找安慰。具新約時代意味的那種教會的見證就從組織化以羅馬為中心的教會世界中消失。
在五旬節以後，福音廣傳的範圍超過羅馬帝國的版圖。在波斯帝國境內，許多基督徒的聚會建立了長達三世紀之久卻是與西方教會不相往來的。造成他們的孤立有幾個不同的理由，比如兩帝國之間的互不信任，以及不同的語言。這種隔離使得東方的教會一直保持著使徒時代的單純。甚至到了西方教會開始積極發展組織大公教會的時期，東方的教會還是保持各個聚會的獨立並且積極傳播真理。
第四世紀初期，開始有人提倡聯合波斯帝國的眾教會，希望能統一在一個領袖之下。這個運動遭到強烈的反對，不過這些推動者還是不斷地一再努力。當羅馬帝國的康士坦丁大帝正式作官方性地支持基督教的時候，在波斯帝國的基督徒就遭到強烈的迫害。我們也不難體會波斯的君王對基督徒的忠貞生懷疑。他們相當懼怕羅馬的權勢，對著不是波斯原始宗教的信奉者自然會有忌諱。這種不信任就造成了四十年之久的大迫害。據說有一萬六千的基督徒因著信仰而犧牲。直到主後399年波斯新皇葉地哥一世(Yezdegerd)登基，迫害才停止。當然葉地哥本人並不像康士坦丁那樣信靠基督。他對教會和政府的聯合不如羅馬帝國那樣關注。
羅馬皇帝想要利用葉地哥對教會所示的友善態度來改善兩國之間的緊張關係，於是他就派馬努他(Maruta)主教為和平大使。後來證明馬努他主教是一個談判高手。不過在馬努他主教的心中，他最關心的事還不是在東方的基督徒所遭受的逼迫。他深切盼望能把東方的基督徒納入以羅馬為中心的大公教會系統。波斯的教會在忍受了長期的迫害之後，自然樂於接納任何形式的交通。波斯帝國首都的主教埃塞克(1saak，另譯艾賽克)與馬努他一同請求葉地哥一世召開宗教會議。就在主後410年開會商討統一教會的事宜。經由此次會議，葉地哥承認埃塞克為波斯帝國內所有基督徒中間的領袖，而宗教會議一致贊許葉地哥這位異教君王的慷慨和寬大。在這個新的教會組織下，任何違反中央的做法均加以禁止，並受到與基督身體斷絕的處分，以及皇帝的管教。事實上葉地哥就控制了整個的教會。
馬努他帶著西方眾主教所訂下的規條，有關教會的運作，以及教義的要求，希望藉此使東方的諸教會能完全配合西方教會的發展。所有的基督徒均將納入同一組織以確保沒有任何的異議。凡持不同意見者將受到咒詛。主教所管轄的地區以及替換的規則也清楚設立，每一個地區只准有一個教會。波斯皇帝的旨意也必須尊重。整個教會的最高指導中心是在羅馬。從此東西兩方的教會都在一個單位的領導之下。在教會最早的時期，人們喜歡以耶路撒冷為中心。到了第五世紀，中央集權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里程。羅馬基督教很明顯控制了羅馬和波斯帝國的基督徒。
康士坦丁對基督教的態度主要還是受到他政治的思想影響。並不是說他對基督徒所信仰的神有所懷疑，不過他主要的興趣，並非單純屬靈的。基督教當做一個用來穩固帝國統一的力量，因此在羅馬帝國裏的教會當然是必須合一的。他在處理多納徒派(Donatism)事件上就充分地表現了這種的關切。
多納徒派的信徒曾在二位都叫多納徒的領袖帶領下，雖然經過北非丟克理田(Diocletian)多年的迫害，卻更加興旺。他們受到五十年前諾窪天派教導的影響較大。對信仰經不起恐怖考驗的人不輕易接納。他們在主後312年因為反對由中央派來的西其良努(Caecilian，另譯開其良努)擔任迦太基的主教而與大公教會決裂。康士坦丁盡力調停其紛爭。他召集兩個由教會中有名望的人士所組成的委員會來評判，最後他們還是支持西其良努。多納徒派堅持不讓步，就宣告他們自己纔是大公教會，基本上從此不再與整個基督教世界來往。在迦太基，他們就按立多納徒擔任主教，以對抗西其良努。皇家軍隊曾經試圖要把多納徒派收回到大公教會的管理之下，但是一直沒有成功。到了第七世紀穆罕默德入侵北非，多納徒派才在北非消失。
康士坦丁要對以後教會歷史中不能容許任何不服中央的傳統負相當的責任。他大力鼓勵官方高度組織化的教會，造成教會自大到去侵犯只有神才有權干涉每一個靈魂的尊嚴。他強調教會外表的統一而忽略屬靈品格，也造成教會獨霸的心態。任何不順從中央的人就扣上分裂教會的帽子。
多納徒派在一開始乃是以他們有著更高的基督徒品德的標準而著名，但是他們堅持在教會內必須純潔，在日後卻因其他因素而變得不受歡迎。他們在大公教會中從來沒有辦法爭取到較高的職位。當然這也是宗教組織敗壞的結果。他們自己也受到組織化宗教的毒害。多納徒派提出一個為屬靈自由站起來的響亮口號；“皇帝不幹預教會”。很可惜他們自己卻一再去向皇帝陳情，以致於這個口號好像是因為皇帝不支持他們的一種抱怨而已。
多納徒派主張屬靈的生活以及品格纔是教會的根基，聖禮儀式不過是次要。這些都是正確，但是他們的分離思想不過只限於他們要向屬世的權威爭取大公教會的地位。雖然無法預測，如果他們取代了大公教會，以後會有什麼後果。假如別人的經驗是一位老師的話，也不難推論多納徒派當權以後也會腐敗。其實還是因為爭取權力才造成多納徒派在教會歷史中負面多於正面的影響。基督徒很難接受他們必須如同他們的基督一一不被世界所接納。當主的謙虛在教會中顯明出來的時候，那就是真正的見證。基督的生命是一個聚會的根基，並不只是消極地無罪或不與邪惡妥協。更是新造的人將基督的恩典在他們每一天的生活中表明出來。──
約翰甘乃迪《見證的火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