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循道會及國外佈道工作
一六三八——一八二O年
十八世紀英國的情況——威爾斯的復興——暫設學校——成立團體——牛津的“聖潔會”——衛斯理夫人——衛斯理約翰和查理前往喬治亞州——衛斯理約翰回國與薄勒會面——用信心接受基督——訪紇仁護特——威特腓德——在京士活(KINGSWOOD)向礦工傳道——衛斯理約翰也開始露天佈道——普通信徒擔任傳道工作——奇異的現象——大復興——衛斯理查理所寫的詩歌——摩利維亞教會與循道會分道楊鑣——衛斯理和威特腓德在信仰上的分歧——會議——循道會派脫離英國教會——分裂——復興運動帶來的益處——國外佈道的需求——克理威廉(WILLIAM
CAREY)——富勒耳(ANDREW FULLER)——差會的成立——差會與教會間的分別——哈爾登(HALDANE)兄弟——詹姆斯哈爾登在蘇格蘭傳道——教會會議反對——大批人民聽見福音——在愛丁堡(EDINBURGH)成立的教會——傳教自由——浸禮問題——哈爾登若伯特往訪日內瓦——查考羅馬書——日內瓦信徒守主餐——教會成立。
十八世紀期間，英國人民普遍漠視宗教，道德衰敗，情況惡劣不堪，引起了一些有心人的關注。當時上流社會的人士，浸淫酒色娛樂，道德廢弛，而下層的勞苦大眾，亦放縱無知，留連罪中。教會人士，除少數人外，在靈性和德行方面，也不比普通人強。宗教出版物內充斥著無神論調，內容混雜；酗酒的情況很普遍，暴力橫行無忌。為了阻嚇罪行，維持治安，政府嚴厲施政，卻無濟於事；漠視法紀的人日多，監牢的情況惡劣，窮人困苦無告。然而，深藏在人的心中，正湧流著一股宗教的熱忱；這潛流暫時受到社會縱容罪惡之風所掩蓋。信徒在廣大的群眾中，顯得人單力薄，一般人都亟須復興，可是意志卻消沉不振。
就在這種情況下所產生的屬靈奮興，影響格外深遠。威爾斯的情況和英國的一樣黑暗，加上教士和牧師非屬本土人，多是英格蘭人，在民情及語言方面，都與當地人民隔膜脫節，因此情況更形不利。可是，在國立教會中有幾位威爾斯人，他們的表現與眾不同。蘭維徹斯
(LLANV ACHES)教區長若他(WILLAMWORTH)在突然悔改醒悟後，開始傳揚生命之道，吸引了不少心靈饑渴的人，結果聚會的地方無法容得下這麼多聽道的人，他只好移到戶外聚會，甚至到教區外主持聚會；他因此被革職。一六三八年，他自行成立信徒聚會。深受他的影響的人中，包括克拉鐸(WALTERCRADOCK)，他原是卡廸夫(CARDIFF)的副牧師，他亦因此被逐出教區，後來他周遊四方傳道，並加入了公理會。普立查德（REES
PRETCHARD)是得著救恩之道的人中之一；前來聽他講道的人很多，他亦只好在室外聚會，因此被宗教法庭所傳訊，但因為有人在幕後支持他，他就得以繼續傳道，並可一直留在英國教會內。另外一位威爾斯籍牧師鍾士(GRIFFITHJONES)，在十八世紀初期，早已在威爾斯作了不少善工，使人心預備好了來迎接那要來的大復興。他在自己教區內傳道時，發現人因為自己不能閱讀聖經，而致靈性不能獲益；於是在友人的協助下，他雇用了一些教師，巡遊各地開設短期性的學校；後來又因缺乏合適的教師，他開辦了一所教師訓練學校，只收納那些堅守屬靈原則的信徒，他們多是不奉國教的人，年齡不一。他們雖然受到教會人士所反對，但並不氣餒，反而慶倖自己有此受訓練的良機。這個復興運動給全國人民在德性及行為上，都帶來了更新。在這些訓練學校開辦了二十年後，鍾士去世；到此時為止，曾在學校工作的信徒有三千五百多人，而威爾斯的居民有三份之一曾在這些學校裏攻讀。
與此同時，有一位青年人叫哈裏士(HOWEL
HARRIS)，在未受按立前，就開始傳道，教會因此拒絕給他按立，但他並未因此受阻嚇，仍然繼續傳道，或在戶外，或逐家談道，一面殷勤作工，一面仍保留國家教會的教友身份。福音果效甚大，許多人悔改歸主，生命起了極大的改變；原來死氣沉沉的家庭聚會，變得生氣勃勃。有好些人協助哈裏士作工，其中有牧師，亦有平信徒。為了使歸主的信徒繼續受造就，他們成立信徒的團體。此舉不出所料，馬上受到國立教會的人士反對；由地方政府及國立教會牧師所發動的暴徒，肆意侮辱護罵這些傳道者。這些傳道人中，不少是滿有恩賜的，其中包括饒蘭斯(DANIEL
ROWLANDS)，他本人原是個牧師，因為在自己的教區外傳道而被革職。他前往蘭質多(LLANGEITHO)講道，吸引了數以千計的人來聽道；聽眾來自遠近各地，都深受他講道所顯出的那股難以言喻的能力所感動。這項在威爾斯的復興運動，不久就與在英國所發生的同樣性質的運動匯合。整個威爾斯人民的道德情況，為之改觀。這些復興的現象，並非是曇花一現，因為直到如今，威爾斯的靈性低沉的情況，已一掃而空；當地人民靈性的深度和影響，是世人所熟知的。
牛津大學有一小群學生，在一七二九年開始自行成立聚會，討論他們所面臨的靈魂得救和為榮耀神而活的問題。這些聚會，備受大學內的師生們所嘲諷。聚會的學生，在行為生活上，均與別人不同：他們的生活嚴謹克己，常往探視獄中囚犯及病者，樂意周濟窮人。他們被稱為“聖潔會”，或稱“敬虔會”，或稱“熱心派”，或稱“循道會”。發起聚會的人，包括衛斯理約翰及查理兩兄弟，後來又有威特腓德加入。
衛斯理兄弟的母親，為人不凡，這兩兄弟出色的表現和產生的影響，多歸功於她的教導有方。她丈夫是個牧師，那大家庭的兒女們和家人，均由她教養及管治。她不但悉心教養兒女，且在丈夫因工作離家時，經常召聚家人一起讀經禱告。僕人們把這樣的聚會張揚出去後，不少人請求來參加，聚會的人數漸增，有時多至二百人，一起擠在房子內讀經禱告；有時因地方面積所限，不少人不得入內，只好望門興歎。後來有人批評她所為與婦人的身份不相稱，而且向她的丈夫投訴。她向他分訴說：“我雖是一介女流，但也是這大家庭的主婦。……當你不在家的時候，我不得不負起照顧各人靈性的責任，就如那位天地的主所交付 給我的託付。……我不明白為何因此會使你蒙受不良的影響。你的妻子不過是盡力領人來聚會，以免他們在主日羞辱神的名。在聚會中，我向他們讀聖經及其它的教訓。至於我，我不在乎這些人的指責，我早已脫離這個世界，我也衷心地希望自己不會招致非議。至於說我這樣作，顯得奇特不尋常，那我也只好承忍。其實，差不多每一件嚴肅的事都是不尋常的，尤其是以讓神得著榮耀的事，或是叫人的靈魂得救的事。……只有一件事使我最感不安的，就是這些人來參加我們的家庭禱告；我並不擔心什麼，因為那蒙偉大聖潔的神所呼召的，就是在全世界的人面前講解聖經，也無須自慚形穢。但我深感不安的，是以女流身份來獻上神子民的禱告，我懷疑這樣作是否合宜。上一個主日，我原想在禱告前就把眾人遣散，但他們切切懇求要留下來，我又不忍拒絕他們。”
衛斯理兄弟受按立為牧師以後，二人和其他兩位信徒，一起出發往美洲的喬治亞(GEORGIA)。但是，當時他們倆心中仍在尋求自己靈魂得救的答案。在船上，他們遇見一批摩利維亞信徒；他們所表現的謙卑、和平和剛強，使約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喬治亞勾留的期間，切切實實地過舍己克苦的生活。可是工作未見有何果效。他靈裏感到十分的痛苦，就回到英國去。以後他追憶說：“我往美洲去領那些印第安人悔改歸主；可是，誰又能使我清楚得救呢？”他回到了倫敦（一七三八年），又有機會與摩利維亞信徒接觸。在“值得紀念的某一天”，他認識了從德國來的薄勒弟兄，兩人相談甚久。後來他憶述說：“因著這番談話，使我深知在那偉大的神手中，我是何等的不信，缺少了那能叫自己得救的信心。”他徵求薄勒的意見，看看自己在當時的情景下，是否應該停止傳道。但薄勒說：“不可！你要傳講信心之道，直至自己也得著為止。以後，自己既有了信心，就能放膽傳講信心之道。”因此，約翰繼續向凡所遇見的人，傳講因信得救的道理，但他自己卻仍不能明白人如何能因信就立刻可以得救。於是他查考使徒行傳，看看以前有沒有人因信就立刻得救的事例，沒料到他發現了差不多所有信的人，都是因信得蒙拯救。但他又以為這樣的事，只能在基督教早期的時候發生，而當時已物換星移，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可是，他卻看見周圍的人的經歷，都是因信立刻就嘗到救恩的滋味，因此他最後也學會了用信心來接受基督作他的救主。
他的兄弟查理，和其他同工，見他在工作多年以後，還說自己還沒有得救，因此對他大大生氣。可是後來他的“兄弟和薄勒有了一次特別的交通以後，眼睛明亮過來，明白了那唯一使人得救的真理，認識到‘我們得救是本乎恩’的道理。”
接著他們成立了一個團體，讓這一小群的信徒每週在一起聚會，彼此認罪代求。衛斯理約翰在倫敦各教會內，專心傳講“憑著耶穌基督的血，藉著人的信，叫人白白稱義得救”的道理。結果每次講道完畢，都受到人的警告，不許他下次再去講道。
他後來前往紇仁護特，參觀摩利維亞弟兄們的社區組織，他見到了親岑多夫，又與其他信徒有交通，內心大大得著激勵。他回到英國以後，繼續到處傳道。後來到了布理斯托(BRISTOL)，重逢威特腓德。
威特腓德出生于告羅斯達(GLOUCESTER)（一七一四年）。父親去世後，家道中落。他在家中排行老麼，志願是當牧師。他得了友人在經濟上的支持，在品伯魯學院(PEMBROKECOLLEGE)攻讀，並作工讀生。在求學的期間，他切切尋求救恩，經歷了一次難忘的屬靈經歷。他參加了“聖潔會”，經常克己禁食，以致健康衰退；他又勤讀聖經；後來他追述當時的情景說：“我讀神的聖言，在一個月內所獲得的真知識，遠勝我多年來閱讀許多其他著作所得的。”他認識並經歷了因信稱義以後，亟想傳道；後來他給按立為牧師，立刻就開始工作，效果宏大。傳說他第一次講道的時候，感染力極強，甚至使十五個聽眾的表現失去了常態。他講道的恩賜，從一開始就顯明出來，人人蜂擁前來聽道。有一次他在布理斯托講道，題為：“我們在基督耶穌裏重生的本質及必要”，引致告羅斯達、布理斯托及倫敦等地的大復興。他有一段短時期去了喬治亞，創立了一所孤兒院。回到英國以後，他發現逐家談道的方式，使當地的教會大感不滿。結果他不獲准在教會內講道。有些朋友勸他，說：既然在美洲時他曾向印第安人傳道，他大可以向在布裏斯托附近的京士活(KINGSWOOD)的礦工傳福音。後來他追憶說：“既然他們不讓我在教堂內傳道，而那些可憐的礦工卻因無知的原故而正在沉淪，我就決定去向他們傳福音。我在一個小山丘上，向二百多名礦工傳講得救的真理。感謝神，多年的屬靈冰封的雪地因而溶解，我也得著了這工廠。……我相信我的創造主喜悅這樣的事奉。我在山上講道，天上傳聲共鳴，正如當日猶太人拒絕福音，主就差遣僕人到大路上和籬笆那裏去請人來。”第二次講道時，有一萬人來參加，他聲音洪亮有力，講了整整一個鐘頭，字字清楚，每一個人都聽得見，他說：“我首先發現他們受感動，是因為看見這些剛從礦坑裏出來的人的那給煤煙熏得汙黑的臉上，給淚水沖洗出兩道潔白的淚痕來。成千上百的人從心底裏切實相信，事後他們的表現，證實他們的悔改是真摯的。”
威特腓德立刻把衛斯理約翰請來幫助他一同工作。約翰素來贊成在教堂裏聚會。他後來說：“我晚上到了布理斯托，見到了威特腓德。起初我實在難以接受這種在田野講道的奇特方式，他先在主日給我示範。我一生都是堅持一切的事情總該按次序作得體面，（這個看法，我到了最近才放棄。）差不多認為如果事情不是在教堂內作，就連拯救人靈魂的工作，也算是犯罪。有一天晚上，（威特腓德離開那裏往別處去了），我向一個在尼古拉街(NICHOLAS)每週聚會
就是這樣，藩籬消失了，福音在全國境內自由傳播，並且滿帶著聖靈的能力，銳不可當；來聽道的人，有時數以萬計。悔改的人，不但有最卑賤的囚犯、或貧民窟裏的窮人，也有上流社會的人士，尤其是當杭丁頓(HUNTINGDON)伯爵夫人親自出面協助福音的推廣以後，情形更明顯。當時能傳福音的牧師奇缺，神反而是興起了許多普通的信徒負起這個任務。衛斯理約翰起初表示不贊同，但後來也不得不承認這實在是聖靈的工作，興起了這些有傳福音恩賜的弟兄。其中有些如納爾遜(JOHN
NELSON)，他全未受過教育，但卻滿有屬靈的經歷和大能，為基督作了有力的見證。在起初的時候，聚會內常常出現奇特的現象。聽道的人，在得著身體靈魂的釋放前，有時會倒在地上混身抽搐；有人在痛悔中大聲喊叫，有時甚至發出恐懼的呼叫；也有人狂野地滿口褻瀆的話。傳道人四面受敵，甚至有些暴徒襲擊他們和那些承認主名的人，使他們的身體和財產蒙受損失。可是信徒們表現出無比的勇敢及柔順，連他們的仇敵也受不了。
衛斯理兄弟倆和威特腓德，及其它的傳道者，不停地四出奔跑，風雨不改，走遍了英格蘭及蘇格蘭。最大一次的復興，是在威特腓德在蘇格蘭講道以後引發出來的。在愛爾蘭，不論南北，福音果效一樣的顯著。威特腓德屢次遠訪美洲新英格蘭，福音的大能在那兒同樣地顯明出來，後來他在該處工作的期間去世，時為一七七O年。衛斯理約翰不屈不撓地勞苦作工，直至一七九O年他年屆八十八歲高齡的時候；他至死也“並沒有半點衰老的現象”。臨終前，他用盡氣力舉起雙臂，大聲向圍在他床前的人，重覆說了兩遍下面的話：“最大的福氣，莫過於是神與我們同在。”
衛斯理查理在傳道的恩賜方面，雖然及不上他的兄弟，但他也一樣的勞苦作工。他給教會最大的貢獻就是所寫的詩歌，他一共寫了六千首以上，其中有多首優美如詩，屬靈價值也極高，為聖詩中之佼佼者。詩中的文句，不但辭藻精美，而且都是講述聖經中的主要教訓，抒發靈裏敬拜的深意，適合那些受神的靈所感動的信徒用以表達內心的愛慕和讚美。衛斯理兄弟倆發現信徒從詩歌中的文字所領受的，比從聖經中直接吸收的更多，因此他們所寫的詩歌，多以教導為目的。
當時為神國作工的人眾多，不免在某些見解上會各持異見。他們一旦重新抓牢了神的話所顯明的真理，而且這些真理又是為人遺忘了多時的，有人就會偏重真理的一面，而另有人強調另一方面；各人很自然地會高舉自己所見的，懷疑別人所領受的。雖然聖靈給賜下來是要領眾人進入真理，但是，並不是每位信徒都能完全地得著。事實上，神的啟示如此豐富浩瀚，往往叫人只能領會片面的真理，因而產生了不同的領會。
衛斯理起初雖曾從摩利維亞教會得著很大的幫助，但他後來在好些見解上，漸漸的與他們分歧。他們在歷史上與波希米亞弟兄會的關係淵源，使衛斯理認為他們趨向神秘主義和敬虔派的作風，與他本人的講求現實和進取的精神格格不入。一七O二年，那個原在費達巷(FETTERLANE)由摩利維亞弟兄們和循道會信徒聯合的聚會，開始分裂。摩利維亞弟兄們仍留在該地聚會，而循道會則遷去一個名叫“訪得理”(FOUNDERY)的地方。
很早的時候，衛斯理和威特腓德在信仰上的見解就開始不一致。威特腓德在神的揀選的說法，接受加爾文的見解，而這一點卻是衛斯理所堅決反對的。當威特腓德在一七四一年由美國返回英國後，他公開傳講“一般救贖”的道理，在訪得理講道時，衛斯理在座他也毫不諱言。杭丁頓伯爵夫人贊同威特腓德的見解，而當時遍及英國的循道會組織，均奉行衛斯理的教訓，屬於亞米紐斯派；在威爾斯的教會，卻屬加爾文派，可說是與“杭丁頓伯爵夫人那類人有關的”。
這些在見地上的分歧，卻沒有使衛斯理和威特腓德因此反目。他們分別同樣傳講因信稱義的真道，大有果效，引領許多人悔改歸主。雖然兩人講道的作風也大不相同，但所傳講的，仍是同一的真理，因此果效沒有分別。威特腓德口才流暢有力，激烈生動，聞者動容；有時他因見無數靈魂急須拯救而不禁泣不成聲。衛斯理的講道，則條理分明具說服力，雖然內容多屬解經的性質，但就算是粗野的小民，也深受吸引。
衛斯理歸屬國立教會的決心，一直沒有改變，因此攔阻了他未能清楚領受聖經中所論及有關神的眾教會的教訓。他在傳福音的事奉中，也從來沒有考慮依照新約聖經的原則成立教會。可是在一七四六年，他說過下面的話：“在路上的時候，我在聖經中讀到論及早期教會的話；雖然我因本身的教育背景，心中常存偏見，但我仍能立刻領會早期教會的樣式不失為完美正確的藍圖。假如這是對的話，那麼監督和長老，基本上是同一個職事，而且早期的教會，每一個都是各自獨立的。”為了使他的工作成果能維持永久性，他組織了“會社”，聲明這些團體內的成員，並非是信徒，只是尋求真理的人；他們彼此相交的根據，亦非在信仰上，而僅屬實驗性質。加入組織的人，都是那些希望得救而且要逃避將來憤怒的人。這些人可以自由參加各處聚會，也有權保留自己的意見，但不許彼此討論或爭辯。一七四O年，有一位成員就因為爭辯神的選召和撇棄的問題，而被革除。
衛斯理常常會在合適的時機把組織整頓一下，清除那些不合宜的份子。他一直控制管理這組織，並設立純粹由牧師組成的“總議會”(CONFERENCE)，以備在他死後繼續負責治理。他原想將這些活動限制在國立聖公會的範圍內，但沒有作成功，原因一方面是國立教會排斥反對他們，另一方面是根本不可能把這股新生命的力量囿限於人為的範疇內，因此結果這些團體不得不正式脫離國立聖公會。
總議會要維繫這些循道會的組織，卻有心無力。總議會既然是由牧師組成，自然就要起而維護本身的權益，堅決拒絕普通信徒參加，結果便產生了“新循道公會團體”(METHODIST
NEW CONNEXION)，後來卻因要管制露天公開佈道，意圖將一些未經同意而擅自舉行的“營幕聚會”的人逐出去，引起了一些人的反對；這些人便又成立了“原始循道派”(PRIMITIVE
METHODIST)，他們表現得十分活躍和熱心，以後繼續發生衝突及分裂，總議會也只好逐漸改變作風，認可一些起初反對成立的新組織。
這些充滿活力的團體的成立及成長，並不是十八世紀的人靈性復興的唯一結果，也不是主要的成果。最大的成果是在人心中所產生的深刻影響，改變了全英國及美洲的人民的德性和風尚，喚醒了許多人起來尋求公義，摒除惡俗，解救受困苦和壓迫的人，形成了一股推動社會更新的力量，促成更合理的司法制度、實行信仰自由、鼓吹解放奴隸、改善監獄的情況、推動海外佈道的工作，連國立教會本身也蒙受益處，信徒開始熱心傳道，以往歪風陋習，一掃而空。其他的公會，例如浸信會及公理會，也因著這次普遍的復興而受益，大幅度的擴展他們的活動。
主吩咐說：“你們要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可是經過了十多個世紀，主的命令始終未能實現，還有數以億計的人還沒有機會聽見福音。這個事實，在曆世歷代中一些基督徒的心中，成了重負；也有一部份信徒曾嘗試往世界各地去傳福音。到了這時，這個重負因人的靈性復興而更形強烈，信徒愛主及愛失喪靈魂的心，又如火挑旺起來。在這一方面，克理威廉(WILLIAMCAREY)的貢獻最大。他原是鞋匠，也是茂爾頓(MOULTON)特別浸信會的牧師。他在該小村中阱手胝足以維持生計，自修各種語文，並收集世界各地的異教徒的國家的資料。在他的工作間的牆壁上，張貼了一幅用紙拼湊起來的世界地圖，其上列明各國所在及一切他所能搜集到的資料。這幅地圖就是他的禱告物件，也是與人交談或講道的題目。
有一次，在諾鹹頓(NORTHAMPTON)召開的牧師會議中，青年的弟兄們有機會提出題目來討論。克理提出下面的題目：“交付給使徒要向萬國傳福音的命令，附帶同等重大的應許，各時代的傳道人應否遵行，直到世界的末了。”這個題目卻被認為完全不合宜，給擱置一旁。當時這群牧師屬極端的加爾文派，並不認識順從遵行基督命令的必要。
後來安德列富勒耳(ANDREW FULLER)的講道，協助解除了這些阻力。克理又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探討基督徒帶領異教徒歸主的責任，並論及世界各國的宗教情況、以往傳道工作之得失、及將來工作的實際問題”。在文中，他列舉了各項原則及引述過去一些人的佈道成果，然後就詳論反對國外佈道的人所提出的問難。有人指出某些異教徒的“野蠻和沒有開化的生活方式”，他就說：“這一點絕對不應引起任何難處；只有那些耽於安逸的人，才會介意這些引起不便之處，使徒們和他們的後繼者，往還沒有開化的日爾曼人和高盧族、甚至在不列顛人當中去傳福音，並沒有感到有何難處；他們並沒有等待這些古老的民族部開化了，才去引領他們歸向基督。他們的前往的時候，只帶著十字架的救恩。”他們“發現這些異教徒衷誠地接受福音，產生了美好的果效，這是以往歐洲人在還沒有向他們傳福音而與他們溝通了多年所不能獲致的。”他提議到國外佈道時，最低限度要兩個人一起去，以已婚者為佳。同行的人，最理想是具備農作知識或其他實用技能，而且最好能迅速發揮所能，以供應所有同工的需用。他又論及這些傳道者所該具備的屬靈及其它條件，然後說：“藉著神的祝福，有人因此歸信得救以後，最好是激勵他們早日顯出各種的恩賜，因為他們諳熟當地語言及風俗，這些條件大有助於福音的傳揚；而且他們在行為表現上的改變，也能大大的加強福音的見證。”
一七九二年的牧師會議在克特令(KETTERING)一位寡婦家中舉行時，即席成立了三個向外地佈道的團體，他們委託十二位元信徒草擬工作目的的簡要說明，並簽署通過。數月後，克理威廉就啟程往印度；同時，富勒耳也盡心盡力喚醒英國的信徒，負起往全地去傳福音的責任。
起初似乎是難以克服的困難，慢慢的已迎刃而解。這些佈道活動所帶給印度和英國的屬靈福氣，也印證了工作的成功。福音的果子在印度顯明出來的時候，那已是七年後的事：克立什拿(KRISHNA
PAL)和他的全家接受了基督作救主，他不但成了有力的福音使者，而且寫了許多聖詩。
對海外佈道工作的熱忱，引致了一七九五年倫敦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成立。起初的時候，這個組織並不屬於任何宗派，但不久以後，它歸屬了公理會。一七九九年，英行教會(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成立，循道會(WESLEYAN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也擴大活動範圍，其他的宗派也紛紛仿效。
這些佈道團體忠心努力的作工，在世界各地結出了美好的果子，他們的活動記錄，記載了人類歷史上最動人的一些史實。可是，這種向外佈道的方式，不免引起了這些在異教徒當中工作的歐洲人彼此分裂，影響了宗教活動的開展，也削弱了福音的見證，並引起各式各樣的傳道差會紛紛成立，各自為政，另一方面，獨立教會卻忽略了向自己國人傳福音的任務，失去了使徒時代眾教會的見證樣式。
哈爾登若伯特(ROBERT
NALDANE)和詹姆斯(JAMES HALDANE)兩兄弟，他們是出身于蘇格蘭的富豪望族：年青時在海軍服役期間，成績卓越。兩人信主後，殷勤研究查考聖經。詹姆斯在他婚後曾憶述說：“當我成家以後，就開始在安息日的晚上在家中聚會。我起初並沒有意思要多舉行聚會，因為擔心會給親友們取笑。但後來由於責任心的驅使，我就決定敢為每早晨聚會。有一段日子，聚會是在房子後面的一個房間舉行，以防有外人闖進來，但慢慢地，我克服了對人的懼怕，心裏迫切要使家人得教導，因此我就開始對他們講解聖經，內心感到十分快慰，主也藉以操練我，準備日後作公開的傳道。……後來我開始心裏暗暗愛慕傳福音的事奉，盼望自己能有機會為主作工。我開始求神差遣我往葡萄園去，並使我準備好自己。心中這個祈望愈來愈強烈，雖然自己對這個心願的實現，一點把握也沒有，甚至有時在禱告中，自己不信的噁心會告訴自己：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我並無意到大路或籬笆那裏去向罪人傳講基督，可是心裏總存著一點渺茫的期望，相信主必引導。”
不久以後，他和其他的一些信徒，開始在一個荒廢了的礦場小村中傳福音。聚會通常由牧師主持，但有時牧師不能抽身前往時，就由普通信徒負責。有一個晚上，牧師沒有來，詹姆斯就代替他傳講，這是他第一次傳福音，時為一七九七年。以後他和其他的弟兄們按時出外傳福音，數年之間，足跡遍及蘇格蘭及更遠的地方。
這些傳道人通常以馬車代步，滿載福音單張出發。福音單張不但是他們自己所寫的，而且也是自己動手印刷分發。所到的各地，如果可以借用教堂，就在教堂內講道，不然的話，就利用學校或其他建築物，但多半時候是露天佈道。聽眾數以百計，有時甚至數以千計；福音的見證大有能力，許多人悔改信主。當時人民的屬靈需要甚大，可是由普通信徒領聚會的方式，受到了許多人的反對。可是，在另一方面，這種不尋常的傳福音方式，也吸引了不少人來聽，並且深為傳道者的真摯誠懇所感動。
在亞伯丁(ABEREEN)舉行的蘇格蘭國家教會議會，通過譴責“那些不用教堂，四處流動工作的傳道人和主日學”，指斥他們“非宗教性和漫無綱紀”的行徑。同時大會議決：未經許可，任何人不得自行傳道，或作主日學的教師。後來大會又指斥那些傳道差會，警告教友：若不是國家教會的人傳講教訓，“不得贊同或參加”，又將拒絕遵從教令的人逐出教會，其中包括他們當中一位頗有恩賜的牧師。在另外的一次會議中，又宣告“牧師不得容許沒有在大學裏選修哲學及神學的人及未獲批准講道的人，在教會內講道”。但是許多信徒對這些禁令，置若罔聞，反而引起了他們去聽真正相信聖經的信徒講道的興趣。
詹姆斯在為自己及同工們辯白時，說：“我們不要叫人誤會，……以為凡跟隨耶穌的人，都該離開賴以維持自己生計的職業，轉為專一的傳道。基督徒養家活兒的責任，是天經地義的，但我們認為基督徒都有責任隨時向人傳福音，抓住機會勸醒罪人要逃避那要來臨的憤怒，指出耶穌是道路、真理、生命。不管他傳福音的物件是兩個人，還是二百人，在我們看來，他實際上是個傳福音的使者，是報好信息的，這正是所傳的道的真正意義。”……“目前宗教情況低沉，我們就有充份的理由到大路和籬笆那兒，盡力勸導罪人抓緊福音擺在他們面前的盼望。”傳道的人極力強調因基督的死和復活，每一個人都得以因信稱義，不靠行為。他們所到的各處，發現人民屬靈的情形陷於低潮，但各人心中卻極渴慕真理。他們到遠在北方的克俄爾(KIRKWALL)的嘉年華會傳福音時，每天有三四千人來聽道，在主日的聽眾，更多達六十人。
有一位聽眾，在傳道的人邀請立志歸信的人走到前面的時候，他為了好奇，也走到前面去。後來他描寫當時的感受如下：“哈爾登上尉騎著馬來到會場，下了馬，把馬交給站在一旁的紳士。那時他還年青，不到三十歲，身披藍色大衣，領襟鑲邊時款，臉上撲粉，頭髮後束極盡紳士氣派，但當他用了亮有力的聲音，開始向那些慕名而來的聽眾講道時，我永遠不能忘懷當時的感受。他言辭簡潔，卻滿了能力，撼動人心。那懾人的力量，叫我不敢打盹，甚至回家後也整晚不能入睡。我當時的感受，實在是畢生難忘。雖然在數年以後，我才真正的接受福音，但經過了那天晚上的經歷，我不再像以往那樣漠視永生的事。”
這些福音的善工，和基督徒靈性上的復興，引起了眾人開始研究以後如何繼續實行聖經的教訓的問題。哈爾登兄弟倆，和其他幾位同工，受到國立教會內一些不信的組織所壓抑，於是決心離開，與一群神的兒女一起聚會，在愛丁堡建立了教會，一開始就有三百多位信徒參加，並且人數迅速增長。他們第一件要作的事，就是按立詹姆斯為教會的牧師；若伯特在愛丁堡及其它地方，安排了寬敞的聚會場所，又稱“會幕”。他們相信新約聖經吩咐信徒今天所該遵守的教訓和原則，因此在七日的頭一日守主餐，又停止在聚會中收集金錢奉獻的慣例，而由各人各按能力供應教會一切的所需。這一切的改變，並非一朝一夕的事，而是經過一段時間慢慢的發展的。若伯特說過：“開始的時候，我教導人每一個月舉行一次紀念主，後來卻領受了聖經的教導，相信應該是每週該有一次。……我和幾位弟兄先開始這樣作，……然後成立教會。我現在相信：在原來沒有基督教會的地方，任何基督徒都可以仿效我們的作法。……我起初認定，教會是不該與世界相交，但可以接受他們的金錢的。現在我想到自己竟會有這樣的主張，就不禁滿臉羞慚。”
他們漸漸的開始明白，如果沒有人為的攔阻，聖靈就能自由運行，顯出各種的恩賜來。以後，他們熟習了聖靈在信徒當中運行的實際，獲得了極大的喜樂和能力。
那些年間，哈爾登詹姆斯頗為嬰兒受洗的問題所困擾，他的心中存著懷疑，但他一直把問題撇開不談，部份原因是恐怕在這問題上多花心思，會影響他的事奉。可是，終於有一天，在良心的催迫下，他不得不拒絕給嬰孩施洗。不久以後，他自己也受了浸。他的兄弟和其他的同工，也因領受了同樣的真理而先後受浸。當他們決定這樣行以後，並沒有覺得要因此而離開弟兄姊妹們的必要，因為他們相信信徒之間，要彼此容忍不同的意見：他們也希望教會不會因此而產生分裂。可是，雖然他們竭力要保持合一，結果教會仍不免引起分裂，大部分信徒仍舊繼續聚會，其中有受浸的也有不受浸的；各人卻保持著同心，在這事上彼此容忍。有些人卻離開了，另外設立聚會，但仍用相同的形式，不行施浸，依舊給嬰孩施洗；此外有些人索性回到國立教會內，或加入其他的教會。
教會如此的分裂，實在是叫人痛心。當時大部份的聚會場所，均屬哈爾登若伯特的產業，因此引起的難處不少，而聖經學校訓練信徒作傳道人的工作，也更形艱巨。剩下來繼續聚會的信徒，雖然痛惜多人離去，可是繼續堅守見證，因此繼續不斷地蒙福。
哈爾登若伯特在百忙中，仍念念不忘要到更遠的地方去傳福音，因此在一八二八年，他和妻子往歐洲大陸去。他們並沒有親友在那兒，也不能作出什麼計畫，甚至拿不准自己能逗留多久。在巴黎，他們認識了—些朋友，因而把他們的腳步帶到百倫(BERN)和日內瓦。他們在日內瓦找不到好機會，正要離開的時候，偶然邂逅一個在念神學的青年學生，這個結交改變了他們離去的計畫，令他們在日內瓦停留了兩年之久。他們彼此的交談，使這神學生深受感動：翌日，他把另一位朋友帶來。這兩個青年人正在黑暗中摸索，找不到得救的途徑，也完全不熟識聖經，因為他們雖然研究神學，接觸的書籍都是不信神的哲學家所寫的。他們受了哈爾登若伯特的教導，心裏頓時明亮過來，知道自己對聖經和得救之道一無所知，因此十分渴望能繼續得著教導。若伯特就是這樣決定了留下來在日內瓦工作。
當時日內瓦的人民靈命枯竭。以往瑟維都所散播的異端，並沒有因他本人被焚死而消失；同時，神學院裏的教授，和日內瓦教會的牧師，又深受蘇西尼主義和亞流主義的流弊所影響。
哈爾登若伯特在摩裏斯旅舍(PLACEMAURICE)下榻。在一個大房間內放置了長桌，開始了經常的查經聚會。神學院的教授雖然明令禁止學生參加這些聚會，但每次前來的人，總有二、三十，查考聖經時，他們參照各種不同語文的聖經版本，而若伯特的講解，則由別人作翻譯。
他詳細講解羅馬書，將其中的教訓與聖經內的其他書卷互相參照。他對聖經全備的知識和堅定的信心，使聽的人不但感到新鮮，也深受吸引。這些讀經聚會，使學生們蒙受了極大的屬靈福氣，其中有好些很有恩賜的，而且也很忠心，後來為主工作，十分的出色，影響至大，可見這些讀經交通的成果和貢獻實在難以估計。從他們當中出來的有：聖詩作者馬蘭(MALAN)，歷史學者道碧尼(MERLE
DAUBIGNE)；以後還有模諾得(ADOLPH
MONOD)，耐夫(FELIX NEFF)，及其它的人，他們把他們所學習的真道，帶回去說法語的地區及更遠的地方。這個查經聚會，受到當地教會的反對，雖然若伯特並沒有因此停止聚會，可是那些受過造就的牧師和學生，卻因此受了不少苦；有些人被迫辭去職位；有人被逐出教會；甚至有人因此要出國流亡。
若伯特在日內瓦的工作，只止于福音真道和教會真理的講解，以後他就離開那兒。雖然有人知道他曾受浸，但他卻一字不提，或許他在蘇格蘭所曾遭遇的經歷，使他感到沮喪，他就不願再提。他到了法國，在孟投本作工，當地亦有抗羅宗教會所辦的神學院。他在此地的工作，類似在日內瓦所作的，開始了以後，便交給別人繼續主持下去。在日內瓦有一個年青的牧師，為了遵行真理而受苦，他就是馬蘭。
馬蘭是最初在國立教會外自行聚會守主餐的十個信徒之一；此外有高信(GAUSSEN)。他在追述當時的紀念主聚會時，提及在場的信徒名字，有：畢德(PYT)，美乍涅爾(MNJANEL)，根提亞(GONTHIER)，歸亞斯(GUERS)等。他說：“聚會的情景使我聯想起在一五三六年另一次的紀念主聚會，由耶穌的一位門徒歸仁(M·JEAN GUERIN)帶領；那是日內瓦抗羅宗教徒第一次紀念主的聚會。”
教會成立以後，其中有一個聚會的地點，是在主教座堂的附近，在那兒所帶出來的福音見證，吸引了不少人來聽道，並且多人悔改歸主。歸亞斯、畢德、根提亞及其它信徒，也在從前弗若敏辦學校的地方舉行聚會。當年弗若敏的工作，引起了日內瓦的宗教改革。另外一位神學生威韋亞(DU
VIVIER)，在卡露(CAROUGE)禮拜堂內宣講主的神性、人墮落的本性、和主的救贖大工，被人斥為無稽可恥。為了防止同類的事件再發生，當局立例規定所有神學生的講道內容，必須經由神學院內三位教授檢查通過，纔可以站上講臺講道。――
博饒本《走天路的教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