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展與分裂時期
(主後1789年 ~ 1914年)
【擴展與分裂的時期序論】基督教隨著歷史的演進，由發源地巴勒斯坦而擴展到小亞細亞、希臘和義大利，也伸延到北非洲埃及、衣索比亞等地，大體上先在地中海沿岸地區落腳，然後向北擴及歐陸各國，向西達於西班牙、英國。迨十八世紀，隨著移民潮而進入新大陸北美洲。但在本時期以前，非洲大部分地區、亞洲、澳洲和南美洲(註：羅馬天主教於十六世紀初葉即已在南美洲開工，故今日中南美洲絕大部分居民屬天主教徒)，尚屬基督教處女地，未有大規模的宣教運動出現。所以，本時期可謂是基督教擴展到世界各地的時期。
再者，基督教自從馬丁路德改教之後，雖也分裂成如下的數大宗派：路德會(信義宗)、加爾文宗、長老會、英國聖公會、公理會、浸信會、貴格會、衛斯理循道會、摩爾維亞弟兄會，以及清教徒等少數自由團體，但大體上仍寥寥可數。迨至本時期以後，各公會宗派一分再分，又加上各種新興團體如雨後春筍，紛紛出現，故本時期又可謂是基督教的分裂時期。
【宣教工作的開展】各公會宗派受了衛斯理運動的影響，開始認識到差派宣教士出去到異地宣教，乃是教會相當重要的使命，因乃有各種宣教團體成立，展開大規模的國外佈道工作。本時期最主要的宣教人物和團體，可列舉如下：
(一)威廉‧克里和浸信會差會：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1761~1834)被人稱為「現代宣教工作之父」。他是英國人，原是個鞋匠，但熱切求學，利用工餘閒暇，自學而通曉拉丁文、希臘文、希伯來文和法文。後來做了浸信會的傳道人，因收入有限，故靠教書補貼。有日在教地理課時，他發現世界大部分地區尚未聽過福音，因此心很憂悶，就在浸信會的教牧聚會中提問：「主耶穌命門徒往普天下去傳道，是單向當日的門徒說的呢，或是也向萬代的門徒說的呢？」當時會長答道：「倘若神要外邦人悔改，不是靠著你我的力量。」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神用不著人為祂出去國外佈道。克氏聽了，久久不能釋懷。一七九二年的浸信會教牧聚會，由克氏主講，他引用以賽亞五十四章二至三節，以宣教責任為題，講了一篇有力、感人的信息；說了一句著名的口號：「期望神為我們成就大事；嘗試我們為神成就大事。」赴會的人都受了感動。過了五個月，浸信會的差會宣告成立，第一個宣教士就是威廉克里本人。
一七九三年，克氏舉家到印度去宣教。起初，英國商人和英國政府多方留難；並且手中缺錢，家眷生病，工作又不見成效，真是苦不堪言。但他一點都不氣餒，再接再勵。四十年之久，一面傳道，一面教書，又把聖經繙譯成數十種不同的印度文字和方言。他實際上把他一生和所有都奉獻給在印度的宣教工作，妻兒都在印度患病死去。有關威廉克里在印度的宣教工作報告，激勵了英、美的各宗派公會，成立各種國外差會，投入教會對海外的宣教工作。
(二)聖經公會：聖經公會(Bible Society)與差會同時興起，成為基督教宣教工作的左右手。於主後一八零二年，一位出名的北威爾斯加爾文派牧師多馬士‧查理斯(Thomas Charles)，因為沒有任何團體肯為他出版一本威爾斯語聖經，於是著手成立了一個獨立的聖經公會。到了一八零四年，經過一位浸信會信徒名叫約瑟夫‧休斯(Joseph Hughes)的呼籲，終於成立了「英國聖經公會」，為英國本地及國外供應聖經。英國聖經公會的規模很大，到一九零六年時，單在英國國內，就有五千八百個分會；在英國國外，也有二千二百個分會。將新舊約全部聖經繙譯成一千多種文字，每年印刷百萬本以上，並且大多是免費贈閱的。
隨著英國聖經公會的出現，各國也陸續成立了類似的組織。起初，多係屬於英國聖經公會的分會。但在美國，經過一位名叫撒母耳‧米爾斯(Samuel
Mills)的策劃與推動，終於在一八一六年聯合了美國各地的聖經組織，正式成立「美國聖經公會」(American
Bible Society)。這個聖經公會，也和英國聖經公會一樣，繙譯、印刷並分發成各種語文的聖經，對全世界的宣教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助力。
(三)馬禮遜到中國傳道：更正教最初到中國的傳道士，就是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他是英國人，十二歲即得救，立志獻身服事神，因此努力讀經，時常禱告，又學會了拉丁文、希臘文和希伯來文，還有別種的科學。馬氏最大的希望，就是順服神的旨意遠赴國外傳福音。一八零四年，他向「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申請為外國傳教師，該會命他就非洲或中國擇其一時，他選擇了中國，便開始學習中國語文，請了一位僑居倫敦的華人楊善達做他的教習。
一八零七年，馬氏動身來華。因英商不許他乘他們的船，他就先乘船到美國。在彼有美國人問他說：「中國人崇拜偶像，你想感化他們信神麼？」馬氏說：「這不是我所能做到的，只有神纔能。」後來他到了廣州，得不到居留權，且當時滿清政府嚴禁外國人傳教給華人。
直到一八零九年，馬氏與莫瑪麗(Mary
Morton)在澳門結婚，並受聘為英商東印度公司的繙譯員。他藉此取得居留中國的身份，得以往來於澳門、廣州之間，並且利用所得的薪金作為傳道費用。馬氏一生努力傳教，但甚少有效果，僅得著幾位中國人歸主。第一位信奉主的中國人名叫蔡高，他於一八一四年受浸。第二位信徒名叫梁發，他後來做了首位中國傳道人，但因清朝政府要捉拿他，就跑到南洋麻六甲(Malacca)。
馬氏一生的傳道事業雖被時代環境所限制，而不見有甚麼果效，但他精通中文，除編著了一本《華英字典》外，又將新舊約全部聖經繙譯成中文，給中國基督教歷史留下了一頁不可磨滅的功蹟。
(四)李文斯頓與非洲傳教：李文斯頓(David Livingstone，1813~ 1873)，他是蘇格蘭人，家境清貧，十歲時即在一間綿紗廠作工，每日長達十四小時，但他好學不倦，買書自習。後來環境許可，得入夜校攻讀。他悔改重生後，即感到有強烈的傳道呼召，因此改攻讀神學和醫學，並獲得神學及醫學學位。一八四零年，他得到倫敦傳道會的差派，在南非開始宣教，在那裏遇見著名的莫法德醫生(Dr.
Robert Moffat)，兩人同工配搭，李氏並娶了莫氏的女兒為妻。
李氏熱愛非洲土人，盡力保護他們，因此受到買賣奴隸的白種人的忌恨，甚至燒燬他所建立的教堂，但他不改初衷，深入非洲內陸探險、傳教，而成了有名的探險佈道家。他因不顧艱險、苦楚，到處向非洲土人傳福音，因此很受土人的愛戴。由於非洲內陸生活環境很差，實在令他筋疲力盡，人們勸他稍事休息，他反而勸別人當竭力為主作工，他說：「我所作的算不得甚麼犧牲，該算是從中獲取一生的好處。」一日早晨，他的僕人到他房間來向他請安，發現他跪在床旁於禱告中去世。死時，年纔六十歲。他的同工們將他的「心臟」葬於非洲，因他們說他的心屬於非洲；另把他的遺體運回英國，葬於倫敦西敏寺教堂之內。
(五)戴德生與中國內地會：戴德生(Hudson Taylor，1832~1905)是英國人，他在1853年加入「中國傳道會」到中國當宣教士。後來因他不滿意該組織，且自己又傾向於弟兄會的思想，故變成一個獨立的宣教士。直到1860年，因健康問題不得不返回英國療病。回英期間，他完成了醫科的訓練，並於1865年成立「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這是第一個真正超宗派的佈道團，也是十九世紀世界「信心宣教」的模範。
當時，各宗派的差會都只在中國的沿海各省作工；中國內地會乃設定如下的宗旨：(一)只在別的團體不去的內陸地區傳福音；(二)歡迎各宗派、人種的傳教士加入行列，共同促成「引導非基督徒脫離黑暗進入光明，從撒但權下歸向神」；(三)接納沒有受過神學訓練的宣教士；(四)所有的宣教士必須認同中國人，採用中國衣著、飲食和生活習慣；(五)經費完全以信心依靠神──不求人饋贈，不向人借款，不表彰捐款人的姓名；(六)宣教士沒有固定的薪水，量入為出；(七)總會設於中國，僅偶而派人回英國或寄送書信，使關心的信徒得悉他們的工作情況。
(六)救世軍：十九世紀的末葉(1878年)，有一個名叫卜威廉(William
Booth，1829~1912)的英國人發起了一個特殊性質的宗教團體，並稱它為「救世軍」(Salvation
Army)。起初的目的，在乎宣傳福音，後來推廣範圍，包括社會事業。他稱這個會為「軍」，因他認為他們所作的工作，是與罪惡交戰；他自己是本軍的「大將」，他以下有「軍官」和「兵曹」，他們都要穿軍衣。他們聚會和辦公的場所，名叫「砲台」。他們的軍旗上，有「血和火」的字樣，「血」是指耶穌基督為人捨身，「火」是指聖靈用祂的靈火，燒掉人心的罪惡，並激發人有火熱的心去救人的靈魂。
救世軍的工作，不獨注重靈性和道德方面的培養，還以基督教的原則推動社會和慈善的事業，他們對於救濟窮苦、酗酒、失業、無告、罪犯、墮落等各種遭遇之人的工作，已成為舉世皆知的了。現在救世軍的服務已普及世界各國和地區，所用的語言達一百多種。
【幾個重大的社會事件】本世紀發生了幾件對基督教具有重大影響的事件，茲略述如下：
(一)法國大革命與拿破崙：十八世紀末葉，由於法國政治的腐敗，以及羅馬天主教的壓迫，引起一般平民的厭惡和反抗，終至爆發法國大革命(1789~1815)。1792年，法國成為共和國；接著，法王路易十六伏法。當時，羅馬天主教佔有全國土地的一半，僧侶階級不事生產，還對平民強索各種什一捐，使平民對羅馬天主教反感至深，因此，法國大革命的動機，是為著反宗教權勢而戰。這與美國獨立戰爭的動機完全相反；美國的革命是為宗教自由而戰，而法國革命卻為推翻宗教，推崇理性而戰。可以說，法國新共和國，是建立在無神主義之上。
法國革命之發生，有如可怕的狂風怒潮，勢將掃蕩歐洲各國的教會、君王、貴族和一切固有的制度。歐洲的根基動搖了。因此，歐洲各國組織同盟軍，要把法國的革命打倒，但初期時，反為法國拿破崙所統率的軍隊所擊敗。拿破崙屢戰屢勝，很快地變成法國的民族英雄。他並於1798年侵入義大利，把教皇比烏六世擄至巴黎。拿破崙於1804年加冕為皇。他的軍事勝利與外交策略，把歐洲的地圖都改變了。但是他到底被歐洲的盟軍所擊敗，並於一八一五年被放逐到聖希里拿島(St.
Helena Island)。是年召開維也納會議，歐陸各國極力想要回復到法國大革命以前的情形。
(二)歐美工業革命：「工業革命」一詞，最先出自法國作家筆下，但第一個將它普及化的人，則是英國經濟史學家湯恩比(A.
Toynbee，1852~1883)。他以「工業革命」來形容英國在1760~1840年的經濟發展。自此，這個詞語的意義廣為應用了，意義包括整個急劇改變現代社會的工業化過程。簡單來說，這個改革改變了大量人口的生活方式；自有文化以來，人類主要是以耕作為生，工業革命卻介紹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工業革命」使大批人口從農村向城市湧進，並且隨之而產生了失業、貧富不均、工作壓力、道德腐敗等社會問題。這對教會而言，如何回應大眾的需求，乃是一項重大的挑戰。在開頭的時候，在肩負生活重擔的平民大眾眼中，基督教是屬於特權階級的教會。但是逐漸地，有些教會開始起來照顧工人階級，例如浸信會的「帳棚」和原始循道會，對於容納勞工特別有興趣。各宗派中都有人熱心於福音工作，藉此關心勞工大眾的屬靈需要。最出名的福音佈道家當推費尼和慕迪(Dwight
Lyman Moody，1837~1899)。此外，也產生了一些著名的慈善機構，如：卜威廉的救世軍、莫勒(George
Muller，1805~1898)開辦孤兒院等。
(三)廢除奴隸運動與美國內戰：十九世紀以前，歐美各地盛行買賣奴隸制度，基督教中有識之士，特別是熱心宣教的福音派基督徒，竭力反對奴隸制度，因此深受那些販賣和擁有奴隸之士的痛恨，他們迫害了很多的宣教士。但到了十九世紀初期，歐陸各國逐一解放奴隸，剩下美國尚未對奴隸問題採取行動。
1820年代，美國的廢除奴隸運動開始活躍起來，以漸進的策略，說服的方式來推行，但成效不彰。因此，在1830~1860年期間，反對奴隸制度的人們，用強硬並激烈的手段，甚至以暴力來解放奴隸。最後，終於引發了南北戰爭。
1860年時，美國約有四百萬奴隸，其中四分之三是在南部，以種植棉花為業。是年，反對奴隸制度最力的林肯(Abraham
Lincoln)當選美國總統。1861年初，南方十一州陸續退出美利堅合眾國，成立南方聯盟，由傑佛遜(Jefferson
Davis)出任臨時政府總統，遂爆發了南北內戰。1865年4月9日，南方的李將軍(Robert
E. Lee)戰敗投降，結束了長達四年的殘酷內戰。
這場美國的內戰，是基督徒打基督徒的一場悲劇，投入戰爭的雙方，都堅信是為公義而戰，也都運用聖經作支持，又向同一位神祈求勝利。南方的教會領袖，認為奴隸制度是神的旨意，所以他們是為神及宗教而戰；在他們看來，廢除奴隸運動，乃是來自無神論者。而北方的教會領袖，則認為南方的聯盟，乃是地獄的盟友，他們的領袖理應永永遠遠遭受報應。
戰爭結束後，南北兩方的教會，並沒有重大的改變，也沒有重大的事件發生。南方各宗派公會，宣稱他們仍然忠於原有的立場，保持他們慣常的基督徒型態與活動。
【各種影響重大的思想運動】十九世紀興起了很多新思潮，各對神學及基督教會發生了某些程度的影響：
(一)浪漫主義：歐洲人飽受戰禍煎熬之後，開始渴慕古時美善與安寧的情況，他們對超自然的事物，以及對自然的理想主義再一次深感興趣，結果便掀起了新「浪漫主義」運動(Romanticism)。浪漫主義對於文學、藝術和宗教，都曾發生特別的影響。浪漫派重新著重情感，主張從現代複雜的文明，回復到往日較簡單的生活。此種恢復包括對古代和中世紀的重新估價，並反對支配法國大革命的精神。這種重新估價，竟然使古代的羅馬天主教會成為理想化，於是有許多復原教徒決定回到羅馬天主教裏去。牛津運動(Oxford
Movement)便是其中最明顯的例子；此運動的領袖紐曼(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他從英國聖公會率領一百五十多個牧師回到羅馬天主教裏去了。
著名的浪漫主義神學家有：英國的柯爾雷基(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和德國的士來馬赫(Friedrich
Daniel E. Schleiermacher，1768~1834)兩位。柯爾雷基認為理性主義是會令人死氣沉沉的機械化哲學；他的名作有：《平信徒講道集》(Lay
Sermons)和《求知者懺悔錄》(Confessions
of an Enquiring Spirit)等。士來馬赫主張宗教的基礎是內心的感受，而非理智或教義；他的名作有：《獨白》(Soliloquies)和《宗教與敬虔》(Religion
& Feeling)。
(二)自由主義：浪漫主義是對理性主義的反動，而自由主義(Liberalism)則是延續理性主義的，它是變相的理性主義。自由主義的原則是出版自由、良心自由、結社自由，並且嚴格地分離教會與國家。自由主義的鼻祖當推黑格爾(George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他是康德的門生，是十九世紀初期的著名宗教哲學家，他的學說深深地影響到當時的神學。自由主義神學家則以立敕爾(Albrecht
Ritschl，1822~1889)為代表；他對形而上學表示懷疑，排斥教會教條及自然神學，集中注意力在歷史人物耶穌和祂的道德教訓上，認為靈性自由的人相聚自一起，那就是天國。
(三)無神主義：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是立敕爾的門生，他極端反對傳統宗教教義與價值觀，無情地攻擊基督教，聲稱基督教是一大咒詛、是人類永存不滅的污點；他甚至宣佈神已死亡，並斷言當基督教從已死的神的陰影中踏出來、明白到神果真死去時，便會瘋狂。但令人覺得諷刺的是，尼采本人在晚年時精神全然失常，瘋狂至死。
(四)進化論：在十九世紀初中期，基督教內部即有些懷疑論者出現。1838年，赫紐(Charles Hennell)出版了《基督教起源探究》(Inquiry
Concerning the Origin of Christianity)，以科學方法質疑聖經無誤的理論。1860年，牛津的約屈(Benjamin
Jowett)出版一篇名為「聖經解釋」的文章，提議用漸進啟示的科學角度來解釋聖經。而最令基督教受到衝擊的，乃是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進化論」。
達爾文在1859年出版《物種起源》(Origin
of Species)，認為人類與動物之間雖有重大的分別，但此種分別只是程度而已，而不是類別不同。1871年，他又出版了《人類血源》(Descent
of Man)，書中題出進化論，並作出人類與猿猴有共同祖先的結論，據此挑戰聖經是真理之源的講法，又質疑人類道德的獨特性質。達爾文後來臨死之前，雖悔改相信主耶穌，但他的理論已經來不及收回了。
(五)唯物主義：達爾文的進化論對馬克思(Karl
Marx)影響甚深，他認為進化論是唯物主義的生物學基礎。馬克思是共產主義的設計者，他認為實體(reality)之基礎，不是絕對精神，也不是自然本身，而是物質；人類歷史，只不過是人與物質的關係的發展史。對馬克斯來說，歷史是趨向共產社會發展，那時再沒有私人財產，政府將管理一切。馬克思指出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是令人痛恨的資本主義的核心問題；基督教與資本主義是一對親密伙伴，因此，他極力反對基督教。他說，「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這成了他的一句名言。但是，一直到現在，在共產國家內的基督教不但沒有被消除，反而日益興旺。
另一面，並不是所有的社會主義者都是反對基督教的，他們之中有些還坦然承認自己是基督徒，只不過對基督教相當冷漠。
【十九世紀的屬靈偉人】十九世紀的教會歷史裏面，出現了許多位具有影響力的屬靈偉人，除了前面曾述及的威廉克里、馬禮遜、李文斯頓、戴德生等人之外，尚有如下的著名人物：
(一)侯格：侯格(Hans
Nielsen Hauge，1771~1824)是挪威人，世家業農，父母都是虔誠的信徒。侯氏幼時受了弟兄會的感化。二十五歲時，一日在田裏一面作工，一面唱歌，心裏有意外的平安喜樂，覺得服事神乃是最大的喜樂。因此他就步行傳道，逢人就傳得救的道理。在挪威全國，他幾乎沒有未曾到過的地方。他每天傳道三、四次；有點餘暇，或在家或在外，還去幫助同伴操作手工。又有的時候，或著書或經商，他的辦事才能特別的好，所以他作了許多服務社會的事。
侯氏沒有另立教會，因他的目的專是想使教會醒悟過來。受他感化的人很多。唯理派的人恨他極了，因此把他控告到政府面前，聲稱法律規定，不是牧師不得傳道。侯氏說，神使他作這工夫，所以他不能不順從神，過於順從人。於是政府下他在監裏。在監有七年之久，等候判決。這時，挪威和英國打仗，斷絕交通，沒有鹽吃。政府知道侯氏能夠製鹽，便放他出來，要他製鹽。等這工作完畢，仍被收到監裏；末後把他釋放，一八二四年去世。受了侯格感化的人，竭力提倡各樣的慈善事業，如設立聖經會館、傳道會等。
(二)芬尼：芬尼(Charles
Grandison Finney，1792~1875)，成長於美國紐約州北部一個小鄉鎮，他於一八二一年歸主，即熱心傳福音作見證，到處旅行佈道。他雖未曾接受正式大學及神學訓練，卻受長老會按立為牧師。因為他的熱情與誠懇的宣道，就在美國東部一帶掀起了大奮興。
當時美國的教會正在病態之中，大多數的教會不是左派，就是右派。有些是極端的加爾文主義者，有些是「普救派」的人。前者所講預定的道，說神救人完全是憑祂自己的旨意，人不負任何責任；後者卻說神是最有愛心的天父，即使人觸犯祂的律法也可得救。這兩種的「道」，把福音的精神奪去了，所以信徒鬆懈懶散。就在這時，神就差派芬尼傳純正的道。他所講的是從聖經來的，並且用自己關於神恩的經驗，把那福音活畫在人眼前。由於他所講的道都很切實，聽見的人都覺得扎心，還有人如同被刀刺了倒在地下。
在那幾年屬靈的奮興中，加入教會的至少有十萬人以上。
(三)達秘：達秘(John
Nelson Darby，1800~1882)，他初為愛爾蘭國家教會(聖公會)牧師，約於一八三○年，從聖經的亮光中得知宗派的罪惡，深覺教會需要恢復非拉鐵非弟兄相愛的光景，遂脫離聖公會，和一些清心愛主的人一起聚會。開始時，僅在愛爾蘭及英格蘭西部形成所謂「弟兄會」運動，後來進而影響歐洲、美洲各地很多信徒，紛紛脫離宗派，自成一個聚會團體。由於這個弟兄會運動，是在英國的普里茅斯起頭的，故人多稱他們為「普里茅斯弟兄會」(Plymouth
Brethren)。
弟兄會運動以達秘為首領。達秘最著名的工作，乃是將全部聖經譯成德文和法文，並將希臘文新約譯成英文；他一生不斷地寫作、講道，詮釋聖經各種問題，使真理大得顯彰。
弟兄會的信徒喜歡稱自己為「弟兄」，他們努力尋找聖經裏面的教訓和榜樣，希望以新約的模式建立教會。他們強調個人悔改，認為社會改革沒有用處；教導人基督徒的使命就是拯救人脫離世界。他們施行浸禮，每星期日都擘餅記念主，沒有按立的牧師，由平信徒傳道。
達秘所領導的弟兄會運動的原意是要反對一切宗派組織，而要實行初期教會的生活與方式，但由於跟從者過份高抬其領袖達秘，凡是達秘未講的道理，他們都不敢講，也不能講；由是，不知不覺形成了一種極端的教權獨裁團體，實際上是一個沒有宗派之名的宗派，甚至比宗派還要集權。不久，弟兄會內部逐漸有人起來反對這種過當的實行方式，而達氏竟也不能容忍，將批評者開除會籍，遂分裂成「閉關弟兄會」和「公開弟兄會」兩大派，其後公開弟兄會一分再分，形成許多支派。
(四)慕勒：慕勒(George
Muller，1805~1898)，他是弟兄會最著名的會友。他本是德國人，後在英國布利斯特城開辦一間孤兒院。那時他纔三十二歲，一直繼續養育孤兒的工作六十餘年，直到他去世。這期間，他先後養育了不下一萬名孤兒，所需費用數以千萬美元計。但他從不向人募捐，單憑信心仰望神，用禱告來向神支取物質所需。他的信心很大，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信心事蹟，茲記述其中一則于下：
一日，午飯的時間將到，但是孤兒院的廚房中空空如也。差二十分鐘便是中午十二時了，廚師來見慕勒說：「先生，今天沒有甚麼給孩子們吃，怎麼辦呢？」慕勒說：「神必賜給我們，你去準備開飯罷！」廚師心想，飯鍋中是空的，叫我如何預備？但他還是遵命去準備開飯，將餐具擺整齊了。又到慕勒那裏說：「先生，現在只差十分鐘就要開飯了，怎麼辦呢？」慕勒回答說：「放心罷，你去等著好了。」又過了五分鐘，將要敲鐘吃飯了，廚師面色都轉灰白了，又到慕勒那裏說：「先生阿，現在就要敲鐘了，唉呀！怎麼辦呢？」慕勒說：「你為何如此著急呢？你不曉得這是神的孤兒院，神必親自負責麼？你這樣子實在是疑惑神了，你去罷！這不用你管。」廚師心中很不以為然，雖不服氣，但又不敢當面頂撞，只自言自語地埋怨著。就在這時，有幾輛大貨車滿載麵包而來，送給兩千多孤兒吃用。原來有一家大工廠，因為特別事故突然停工，工人不在，麵包廠仍照常送來工人午餐的麵包，工廠既不能退貨，又不能存放，廠長就吩咐把麵包轉送孤兒院。
(五)慕安得烈：慕安得烈(Andrew Murray，1828~1917)，生長於南非好望角一個殖民地小鎮，父親是一位虔誠愛主的傳道人。慕安得烈十歲時便和哥哥到蘇格蘭伯父家，在那裏接受宗教要育，八年後，弟兄二人轉往荷蘭烏屈契(Utrecht)深造，學成返回南非服事神。慕安得烈熱愛靈魂，盡力工作，甚至身體因過勞而染恙時，仍不肯稍事休息。他的身軀虛弱瘦小，體重約在一百磅左右，但講起道來，聲音卻宏亮無比。他非常注重禱告，凡與他有過接觸的人，莫不被他與神靈交的深度所摸著。他遺留給後世最主要的，乃是一些出名的屬靈書籍。他一生著作等身，共有二百五十多種書，有的是用荷文，有的是用英文；有些是巨著，有些是小冊。綜合他的信息，可分為三大類：(一)禱告，和神交通；(二)聖潔的生活；(三)聖靈的能力。
(六)司布真：司布真(Charles
Haddon Spurgeon，1834~1892)，被譽為「講道王子」。他生在英國一個虔誠愛神的家庭裏，祖父、父親均熱心事奉主。司氏生長於鄉下，所受教育並不高深，有時言語行動難免粗俗，但講起道來，卻能吸引住人。他十六歲時初試啼聲，上台傳講信息，深受聽眾歡迎。
他十九歲時，即應倫敦一處可容一千二百人的會所之邀請，前往講道。第一天赴會人數只有寥寥八十人，但幾天後，會所裏擠滿了人，甚至有許多人在門外留連不去。不久，將會所修建，使增加至一千五百個座位。修建期間另租用一個可容四千五百人的大廳聚會，每次均滿座；會前一小時，街道上人山人海，交通完全阻塞。新會所修建後，頭一次即不敷應用，必需另建大會所。後租用倫敦最大的音樂廳，可容約一萬二千人，首次即告滿座，另有萬餘人無法入內。後來，另建的大會所名「首都會幕」(Metropolitan
Tabernacle)，于一八六一年三月落成，連續三十一年，每逢主日早晚均有五千人在內聚集。
一八六七年首都會幕修理之時，租用農業大廈，到會人數竟達二萬人。某日下午，司布真在農業大廈試音，廳內空無一人，他提起他的金嗓子，喊道：「看哪！神的羔羊，背負世人罪孽的。」有一個工匠正在樓座工作，驟聞此言，大大感動，放下工具，回家經過一個時期的掙扎，終於接受救主，他因仰望神的羔羊而找到了生命平安。
(七)慕迪：慕迪(Dwight
Lyman Moody，1837~1899)，他不是學者，也不是按立的傳教士，卻成為十九世紀最出色的平信徒佈道家。他青年時期在公理教會中悔改，然後到芝加哥成為一個成功的皮鞋推銷員。但是，他把自己大部分時間，用來作志願的教會服事、組織主日學、作家庭訪問和個人佈道工作。慕迪關心人的靈魂，以拯救所接觸的人為職志。一日，有一少年人從鄉間進城來，碰到慕迪，慕氏問他：「你是基督徒嗎？」少年回答：「那不關你的事。」慕氏說：「不，這正是關我的事！」那少年人就說：「那麼，你就是慕迪了。」由此可見，他對別人的關切已經傳誦四方了。
慕迪成名後，旅行大西洋兩岸，在美英各地召開佈道大會，每次聽眾數以萬計，成千上萬的人經他傳道得救。慕迪所以成為大佈道家，其來有自：(1)他熱忱、勇敢，雖遭人反對，仍不退縮；(2)他工作勤奮，富有組織能力；(3)他的講詞坦誠、有力、迫切，善於應用故事比喻；(4)他肯虛心學習，並接受別人禱告的幫助；(5)他獲得唱詩天才桑基(Ira
David Sankey)的幫助；(6)他善於採用各種奮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