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教以後時期
(主後1648年 ~ 1789年)
【啟蒙運動的興起】早在改教運動期間(主後1517年至1648年)，由於近代科學和哲學的發展，使人們對歷來教會中所教導的宇宙觀和人生觀，不再毫無保留地全部接受。在改教運動初期，人們尚以多利買(Ptolemy)的「天動說」來解釋宇宙，認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日月星辰都環繞地球運行，周而復始。及至波蘭天文學家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年)，發現「地動說」；比薩人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年)用望遠鏡觀察天體現象，證實了哥白尼的學說，引起神學界極大的反對，利用宗教裁判所逼迫他收回學說。
當科學界對向來的宇宙觀念持懷疑的態度時，哲學界也同樣熱烈地奉理性之名，向當時教會中既有的權威挑戰。英國哲學家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年)，強調利用歸納法從實驗中所得到的簡單事實，可作為成立假定原則的基礎。培根把他的經驗主義引入道德範疇，這在當時是一種革命性的觀念，因此很多人視他為現代思想之父。又有法國的笛卡兒(Rene
Descartes，1596~1650年)，倡導一切知識均以懷疑為起點，他認為對所有的事物都應抱持懷疑的態度，必須先有確據，纔肯相信；他有句名言：「我思故我在」，以為自我、萬事以及神的存在，均與吾人的思想相關。
【理性時代】由於上述的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到了十七及十八世紀，「唯理主義」(Rationalism)入侵神學領域，達於高峰。從「科學和神學十分相合」，而演變成「科學和神學互不相干」，最後，竟宣稱「哲學理論和神學根本不相合」。此種觀念，影響了當時的信徒和教會領袖們，轉而注重理性；教會中有順應潮流的一派，應運而生，就叫「唯理派」。這派在教會中頗有勢力。他們只注重：「神」、「道德」、「永生」三項，卻不明白十架贖罪的道理，所以多半以耶穌為教師，而非救贖主。雖然如此，他們倒以為只有他們纔是真實的基督徒。
茲列舉當時著名的唯理主義思想家及其主張如下：
(一)牛頓(Sir Isaac Newton，1642~1727年)：牛頓因發現萬有引力而享負盛名，他是英國教會的會友，但他的神學見解並不「正統」。他承認神之超然性、全能及完美，他不接受汎神論中世界心靈的思想。但他僅基於對宇宙秩序的崇敬而相信神；他認為神自創造宇宙之後，定立固定的規律，使它自行運作，此後，神不再介入或指引。他這種思想觀念，為「自然神論」(Deism)舖路。
(二)伏爾泰(Francis-Marie Arouet de
Voltaire，1694~1778年)：伏爾泰是法國哲學家，曾受教於巴黎的耶穌會教士門下。伏爾泰不是無神論者，他著書反對無神論，並提倡自然神論；他相信神的存在，但因世上的苦難與罪惡，使他認為神並非全能。他的悲觀主義，也使他對正統基督教的教義，滿懷憎恨。
(三)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年)：盧梭被稱為法國革命之父，因為他的自然理性原則，推動了革命的精神，並燃起其火花。他是日內瓦一個法國難民家庭的兒子，起初是加爾文宗的信徒，後來成了天主教徒，最後改信自然神論。他所提倡的是一種感性的自然神論，亦即相信神存在，相信靈魂、永生及人需要遵循良心行事。《社會公約》(The
Social Contract)是盧梭著作中膾炙人口的名著。
(四)休謨(David Hume，1711~1776年)：休謨是蘇格蘭哲學家及歷史學家，他提倡懷疑主義，對於自然神論加以駁斥，把理性降為經驗的產物；他說，人的腦袋，捕捉經驗及觀念，留下印象，成為感性知識，而這類知識只是印象的虛假複製品。他也攻擊神蹟，說，神蹟若是真實的話，就與經驗相違。休謨的推理，把傳統那種以神蹟證明基督教的做法說成一文不值。
(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年)：康德被稱為日耳曼理性主義之父，是他使唯理主義達於頂點，也是他使唯理主義趨於盡頭。康德指出理性有驚人的可能性，但也有明顯的限度。他說明純粹的理性，不能證實，也不能推翻信仰的對象。理性有它不能逾越的領域。康德承認有關神的概念是至高的才智，但他否認有關神屬性的任何知識；他視耶穌基督為歷史上的典範，祂是一位最能取悅神的人，僅此而已。
【唯理主義的影響】唯理主義的盛行，雖曾一度威脅了基督教基要真理的安危：聖經、神蹟、悔改、禱告、基督的神性、三位一體、肉眼可見的教會，以及最重要的，就是神在世界中的臨在。但是無可諱言，唯理主義對教會及世界，也都帶來了一些積極的貢獻，諸如：破除迷信的行動，消滅了靈巫法術的技倆；民主人權戰勝了極權統治；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不斷攻擊奴隸制度；進展的希望向失望挑戰；道德自覺喚起了普遍的覺醒。
【敬虔主義】正當唯理主義盛行於教會中時，「敬虔主義」(Pietism)的興起，為當時的信徒提供了另一種的選擇。事實上，敬虔主義並不是對唯理主義或自然神論的回應；早在路德改教之後，因為改革教派過於注重純正的教義信條和冷漠的形式儀文，敬虔主義乃是針對此而作出的反抗運動。敬虔主義強調重生、個人信心，以基督徒切身經歷作為宣教動機等等的重點。它的特色包括聖經的道德、罪惡感與被赦感、靈修禱告的聖潔、對人類的同情、感情的情緒化表現，以及聽道與唱詩時的熱誠。敬虔主義大體上在德國發展，然後又滲入挪威、瑞典及丹麥的路德會信義宗內，在平信徒中激發起宗教熱忱；從德國移民到美國去的信徒中，也有很多是深受此運動影響的。由敬虔主義孕育出來一種生機更為活潑的敬虔生活，大大地改善了牧師們的靈性品質、講道事工，以及青年基督徒的訓練，並增進了平信徒對於教會的責任心。
敬虔主義的主要領袖是：
(一)施本爾(Philip Jacob Spener，1635~1705年)：施本爾是路德派信義宗的牧師，為日耳曼敬虔主義的創始人。他鑒於當時的教會太過注重爭論教義細節，但教會裏面卻有許多的邪惡，因此主張：信徒個人靈修時精讀聖經；全體信徒皆為祭司；愛心與知識並重；在神學辯論上，不求個人和自私的爭執，只求真理得以辨明；以更高的道德標準重組神學教育；復興福音宣講；主日講章應以建立信眾的靈性生活為目的。他反對跳舞、玩撲克牌、看戲，且教人在飲食服裝上要有節制。他又籌組家中的「革新」(Regenerates)小組聚會，讀聖經、禱告、討論講章；人們戲稱此類小組聚會為「敬虔小組」(Collegia
Pietatis)，這是「敬虔主義」名稱的來源。
(二)富朗開(August Herman Francke，1663~1727年)：富朗開是把敬虔主義運動發揚光大的一個人。他把哈勒大學(University
of Halle)作成敬虔運動的中心，他在那裏造就了很多的傳教士，因此我們可以說，近代傳教運動的曙光，是從這個中心出來的。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一世，曾到哈勒訪問富朗開，並學習他的教育理論，並且把它應用在普魯士的教育體制中。
【摩爾維亞運動】由新生鐸夫(Count von Zinzendorf，1700~1760年，又譯「親岑多夫」)所領導組織的「摩爾維亞弟兄會」(Moravian
Brethren)，可說是敬虔主義所產生的驚人結果，姑不論敬虔派人士是多麼不贊成這種組織。摩爾維亞弟兄會原是在波希米亞跟隨胡司約翰的信徒，在胡司死後大遭逼迫，遂隱藏在森林深處，以「弟兄」彼此相稱。在反改教運動及三十年戰爭(主後1618~1648年)期間，這批弟兄們幾乎被掃蕩殆盡，只剩下一小部分「餘民」。有一批從摩爾維亞到撒克遜避難的弟兄們，幸得新生鐸夫收容在他的地產上，不久，新生鐸夫對他們發生興趣，他自己便加入他們的會中，並成了他們的領袖。
新生鐸夫是一個富有的貴族，他把一部分地產捐給摩爾維亞弟兄會，使他們在那塊地產上建立「赫仁護特」(Herrnhut)，意思是「主的居所」
(Lord's Lodge)。這是此類基督徒社區的第一個樣本，在社區內有他們自行訂定的條規，一同作息並靈修。
摩爾維亞弟兄會強調基督是信仰的中心；他們與世界斷絕關係，不與政治發生牽連；他們輕看階級，專一注重彼此作弟兄的交通配搭；他們棄掉形式上的組織，沒有總會、分會之類人為的統一；他們也盡力放下道理上不同的見解，轉而注重那些相同的點。
摩爾維亞弟兄會熱心傳教，甘願往任何地方為基督福音作見證，盼使全球歸順基督。他們是基督教各宗派中，最先認真地遵行基督「大使命」的團體，結果使他們對其他各宗派在遵行「大使命」方面，產生極大的影響，這影響力和他們的總人數(以美國為例，大約不超過七萬人)不成比例。
【美國浸信會】英國的浸信會信徒移民到美國之後，因當時麻薩諸塞殖民區的州立教會屬於公理會，故直到十七世紀中葉，在美國尚無浸信會出現。後因一位從英國移來的牧師威廉斯(Roger Williams)極力主張政教分離，在羅德島(Rhode
Island)的普維頓斯(Providence)成立了美國第一間浸信派教會，這是羅德島的開始。
主後1647年，當成立羅德島州政府時，採納了政教分離及宗教自由的原則，它後來也成為美國憲政的基本原則。這個原則對浸信會是一項很大的貢獻，使它在麻州得以脫離公理會，自行成立浸信派教會。
主後1707年，在費城召開第一次美國浸信會大會，當時總共只有五個教會。主後1742年是美國浸信會歷史的轉捩點：在那一年中，浸信會大會採用了加爾文色彩極濃的信條；在這以前，一直是亞米紐斯派(Arminianism)佔多數；從此以後，美國浸信會變成加爾文信仰。
【貴格會】第十七世紀中葉，有一種神秘主義在英國的教會中產生；他們所主要關心的，是神與信徒個人靈魂的關係。極端的神秘主義，棄絕教會的組織，抬高神的直接啟示，視異象和異夢較聖經和聖禮更緊要。其中最有名的，當推由佛克斯(George Fox)所倡導的「貴格會」(Quakerism)。佛克斯是一位極其嚴肅而敬虔的人，他堅信聖經，但是他認為：「如果沒有聖靈的光照，聖經對一個人而言，永遠是一本封閉的書。」弗克斯稱聖靈的光照為「內心之光」(Inner
Light)。弗克斯不利用任何教會，也不採用任何信條或神學，他根本不相信神學院、神學訓練或全職事奉。
「貴格」這個名字的由來並不確定。可能是導源於有一次弗克斯叫一位英國長官要「因主的話而戰慄」。有些人則說是因為早期弗克斯的門徒非常熱誠，在聚會中，尤其是禱告時，因情緒激動而戰慄，反對他們的人就給他們取外號叫「戰慄者」(Quakers)。然而，他們很不同意這個名字。他們最喜歡約翰福音中主耶穌所說的：「我稱你們為朋友」；因此，他們喜歡被稱為「朋友」。他們的組織，不稱為教會，而叫「朋友會」(Society
of Friends)。
他們聚會的地方非常簡單，裏面沒有講台，沒有樂器，也不唱詩。他們坐在一起，安靜地等候聖靈的感動。如果經過一段時間沒有聖靈的感動，他們就靜靜地離開；但有時聖靈會感動一位或數位「朋友」，不論是男或女，這些被感動的人就站起來分享他們的信息。在信息之間，有時也會渡過一些完全沉默、相當難捱的時光。
「朋友們」不贊成「誓言」和「戰爭」，他們相信並履行「以善生善」的原則。他們也相信，聖靈的引導不僅是在聚會中，也在日常生活中。因此，他們也常安靜地等候聖靈對他們日常生活問題及決定的引導。貴格會信徒尊重所有人類的尊嚴及價值。
貴格會在英國的人數激增，但也遭受極大的逼迫。主後1661年，被囚於英國監牢中的貴格會信徒，達四千二百餘人。於是有很多的貴格會信徒移居美國新大陸，雖然他們在新英格蘭地區也遭到反對和放逐，但仍繼續不斷的湧入，最後逼使殖民政府不得不取消禁止貴格會的法令。
主後1681年，貴格會會史上有名的彭威廉(William
Penn)，獲英王頒贈賓夕法尼亞州給他，第二年又給他德拉瓦州。彭威廉在歐洲各地刊登殖民廣告，並且宣告宗教自由；結果有大批殖民者湧進賓州，其中大部份是貴格會信徒。到主後1760年時，據估計貴格會的「朋友」們約有三萬人。
【英格蘭的大覺醒】十八世紀開始的時候，英格蘭人的靈性生活正處於最幽暗的時刻；清教徒的靈火快要熄滅了，大多數的教會，高舉「自然神學」，大部份講道缺乏熱誠，都是一些枯躁無味的道德論調，沒有神的啟示。人心全為黑暗籠罩了，法院內滿是詭詐，人民毫不以污穢的事為恥，政府高級官員收賄更是常事。那是粗鄙的、趨炎附勢的時代。人民各方面都退步，漸至與野蠻人無異，就在英格蘭道德快要沉淪的時候，忽然來了一個大奮興，國家得著榮耀的興旺和發展，連唯理派的歷史家也承認，英格蘭在這時候得了救。
(一)衛斯理家世：這個大復興首先出現在牛津大學，但它的泉源卻來自一個熱心祈禱的母親心裏。其實，復興的歷史大都是發源於祈禱的母親。蘇撒拿‧衛斯理(Susanna
Wesley)是教會歷使上一個偉大的婦人，她堅強不屈的精神，對她兒子的影響很大。蘇撒拿嫁給一位英國國教的牧師叫撒母耳‧衛斯理(Sammuel Wesley)。他們一共生了十九個孩子，其八個夭折，第十五個是約翰(John)，第十八個是查理(Charles)。這兩個孩子成了教會歷史上重要的人物。
主後1709年，衛斯理住家被焚，約翰和查理幾乎燒死；那時約翰剛六歲，一生無法忘懷自己從火焰中被救的景象，他常自稱是「從火中搶救出來的一根柴」。
(二)「聖潔團」：約翰和查理都很會讀書，後來相繼進入牛津的基督教會學院(Christ
Church College)。約翰於畢業後被按立為牧師。當約翰不在牛津時，弟弟查理發起組織了一個社團，研讀有關基督徒靈命的書。後來約翰也回來加入此社團，而成為這個團體的領袖。主後1730年，約翰領導團員開始前往牛津監獄做探訪工作，也開始實行紀律的禁食。其他牛津的同學們譏笑他們，而戲稱他們為「聖潔團」(The
Holy Club)、「聖經蠹」；因為當時大部份學生都過著放肆的生活，而這個社團裏的人卻過著循規蹈矩的生活，又因看見他們做事很講求條理，便叫他們「循道派」(Methodists)。
(三)悔改歸正的經歷：在此之前，衛斯理兄弟雖然熱心尋求神，也從事傳教的工作，但並未有過悔改的經歷。主後1738年5月21日，查理在一場大病中悔改歸正，得著了內心的平安。三天後，即主後1738年5月24日，是衛斯理一生的轉捩點。那天，他不大情願的去到阿爾德斯門街(Aldersgate
Street)和一班信徒聚會。一位弟兄念了馬丁路得所著的《羅馬書註釋》序文，約翰聽的時候大有感受，基督的靈彷彿馨香的風吹透他的身體。他不再做徒勞無功的掙扎了，只將自己如同小孩臥在耶穌懷裏。他這時纔得著了由神來的、不可形容的平安。
自此，他就滿心篤信地傳講福音。可是他講的越懇切，教會越排拒。屢次他講完的時候，牧師便向他發怒說：「衛斯理先生，不要再來這裏講道了。」但平民大眾卻喜歡聽他，一些人心裏受了感動，漸漸聚攏起來，組成小團契，同心祈禱討論。他們起初在福特巷(Fetter
Lane)設了一個小會堂作為總部，但攔阻他們的力量日增，最後竟被逼到野外去。誰知這竟是神奇妙的計劃。
(四)成為戶外佈道家：懷特菲(George Whitefield)是一個旅館主人的兒子，被衛斯理兄弟引進他們的「聖潔團」。他講道很有口才，但不久有人指摘他把人民弄得狂了，教會逐漸又不要他講道。一日，他在一家教會講道，會堂內擠得滿滿的；這時，他轉睛向外看，見到外面有千多人站著不得進來，顯出很失望的樣子。於是他想到為何不到外面露天佈道呢？這是破天荒的事，教會的弟兄們都很不贊成，認為是狂妄之想。後來，他到布里斯托去講道。但當地的教會人士並不欣賞他的熱心，兩個禮拜內，各會堂都拒絕他。既然不受教會歡迎，他就到監獄裏向犯人傳福音。不久，連這一個門也被市長關了。成千成萬的人急欲得到生命的糧，可是到處都容不下懷特菲，不過他毫不灰心。他已清楚看到神的指示，於是他離開關了的門，轉向野外。那在加利利把青山草地當做講台的主，親手招他去做同樣的工作。
離布里斯托不遠，有一個地方叫京斯維，那裏住的都是煤礦工人。他們沒有禮拜堂，作風很野蠻粗鄙，不講守法。懷特菲從布里斯托被趕出來後，就到這被人輕看的地方來。主後1739年2月17日，他站在一個小山坡上講起福音來，有二百個煤礦工人滿心驚奇的圍著他，他們從未見過這樣的事──一個穿寬袍垂錦帶的人站在山坡上講道。懷特菲天天在那裏講道，圍觀的人增加至二萬之多，路邊滿是人，樹上也是人。溫暖的夏天分外可愛，太陽懸在藍天之下，萬籟似乎都靜下來讓懷特菲說話。這位青年清脆有力的聲音，滿載著真神的慈愛，達到會眾的心底，動人心弦的場面立時就出現了。
那些礦工的黑臉上湧現出悔改的眼淚，像無數的白色的河道，要將他們的黑臉洗白，甚至黑色的心也洗白了。講完道後，懷特菲即刻寫信給在倫敦的約翰‧衛斯理說：「來呀，這裏的火燃起來了。」衛斯理應命而來，看見神的恩典，極其興奮，後來懷特菲被請到別處去，就留下衛斯理繼續作工。這就是衛斯理成為戶外佈道家的開始。從此以後，全球都成了他的講台，他所到的地方，都有神的聖火伴隨，一直到英格蘭最遠的地方，又跨越大西洋，把普世教會都奮興起來。
【美國的大覺醒】開拓新英格蘭殖民地的，原都是一些靈性堅定的清教徒，但是到了他們的孫輩時，幾乎失落了所有的熱忱；特別是第十八世紀前期，由於自然神論及唯理主義之風的興起，不僅使英格蘭的教會進入沉睡狀態，它們也同樣使美國的教會沉陷在可歎的低潮光景中。
然而，就在這時，殖民地的屬靈情況有了急劇的改變，這就是所謂的屬靈「大覺醒」(Great
Awakening)。一系列奮興聚會在殖民地各處展開。美國和英格蘭的屬靈大覺醒同時發生，都同樣因為受到德國敬虔主義和摩爾維亞運動的影響，而且都集中在喬治‧懷特菲一個人身上。
(一)喬治‧懷特菲：懷特菲(George Whitefield，1714~1770)在英格蘭的野外佈道工作相當成功，但他把那裏的工場讓給約翰‧衛斯理，而從主後1738到1770年間，他先後七次到美國旅行佈道。
在那些年日中，他來往奔波於美國各殖民地區，從新英格蘭到喬治亞，不停地在各地講道；不管他到那裏，都有無數人前來聆聽，有時聽眾達三萬人之多。他極有口才，是十八世紀偉大的佈道家；懷特菲以他那無與倫比的雄辯才能及使人懾服的性格，帶領了許多人信主，也造就了無數信徒的靈命。甚至以注重實際出名的富蘭克林，也被懷特菲的講道感動了，並且寫下他在聽道時的感受。
(二)約拿單‧愛德華滋：愛德華滋(Jonathan Edwards，1703~1758)的名字與新英格蘭「大覺醒」不能分開。從各方面看，他都是美國殖民地的傑出知識份子，是在美國當地出生的偉人之一。他原來是麻薩諸塞州中部諾坦普頓城(Northampton)一間公理派教會的牧師。
主後1734年十二月，愛德華滋講了一系列「因信稱義」的道理，直接針對當時正在新英格蘭滋長的「亞米紐斯主義」。講道時，這位瘦長、蒼白而年輕的牧師，活生生地描述神的震怒，並力勸罪人盡速逃避。很快地，教會有了起色，整個諾坦普頓城都有了改變，居民普遍都對個人悔改有濃厚的興趣；結果，在一年之內，差不多全城所有十六歲以上的人都有悔改的經驗，似乎全城充滿了神的同在。
主後1740年，復興之火燒遍了全新英格蘭，信主的人多如潮湧，在三十萬人口中，有二萬五千到五萬新決志的人加入教會，整個新英格蘭的道德標準也隨之提高。
這個大奮興同時具有強烈的感情及身體的表現，強壯的男人仆倒在地，女人則歇斯底里。主後1741年，愛德華滋在康乃狄克安田鎮(Enfield)講道，那天的題目是：「罪人在忿怒的神手中」，講道中途，他必須停下來，請大家安靜，好讓大家可以聽見他的講道，因為全場都在大聲痛哭，哭聲蓋過了講道的聲音。當愛德華滋看見情緒作用掩蓋過屬靈方面的醒悟時，他開始正面反對情緒主義。他憎惡膚淺的奮興，對加入教會的要求也非常嚴格，甚至因為他不准許未悔改的人領聖餐，而引起了爭論，最後被迫於主後1750年離開諾坦普斯教會。
(三)富瑞林浩生：美國的大覺醒，雖然以前述的懷特菲和愛德華滋最為出名，但最初帶進這個大復興的，當推富瑞林浩生(Theodore
J. Frelinghuysen)。他是荷蘭改革宗的牧師，是德國敬虔主義者，反對單單重視外表宗教禮儀及表現；他熱情澎湃，又極具講道的才華，他的講章強調悔改歸正、內在更新的必要；他火熱有力的講道帶出明顯的果效，教會增加許多新人，別的教會聽見了，也邀請他去講道，於是，復興的火從新澤西州的拉利丹(Raritan)河谷向外延燒。
(四)威廉‧滕能特：滕能特(William Tennent，1673~1745)是長老會的牧師。他博學多聞，以流利、幻想豐富的言詞，吸引了廣大的群眾，他要求聽眾有內在的改變，又將那些不熱心於福音的長老會信徒比喻為法利賽人及文士。他在自家院子的一角築了一間木屋，作為學校，因此學校名叫「木屋學院」(Log
College)。就在那裏，他教導自己較年幼的三個兒子及另外十五個年輕人拉丁文、希臘文、希伯來文、邏輯學及神學，並在學生們中間點燃了傳福音的熱火，結果，他的四個兒子都做了牧師，繼承父親傳福音的心志。他的大兒子吉伯特(Gilbert
Tennent)很有講道的恩賜，他的講道加上「木屋學院」其他畢業生的努力，復興之火就像野火般地在長老會中燒起，從長島一直燒到維吉尼亞州。
(五)特色：「大覺醒」一面兼具了德國的敬虔主義和英國的循道主義的特色，另一面還有很多她自己非常獨特的特點，這是在已往主流的基督教中發現不到的。美國的教會很重視群體觀念，所有會友必須見證他個人的得救經驗。那些不能作此見證的人，會被認為是未悔改或未得救的。熱心的牧師與平信徒會努力「搶救」未得救的人，以致在同一期間，有很多人得救。漸漸，教會開始按時舉行特別聚會，後稱為「奮興會」，主要目的是在向尚未得救的掛名教徒傳福音。這種奮興會，後來演變成「營會聚會」，並且成為美國基督教一個獨特又固定的特色。
(六)後果：「大覺醒」為美國帶來了眾多而又明顯的果效，最重要的是美國信徒的靈性普遍改善了，教會人數劇增，道德標準也提高了。「大覺醒」也帶來了新英格蘭神學的發展，這個發展大大減弱了傳統加爾文主義在各宗派中的地位。「大覺醒」的另一結果是刺激了對印第安人和黑人的宣教工作。「大覺醒」最顯著的非宗教性後果，乃是把自由、民主的思想注入即將誕生的美利堅共和國的創始人的心中。
總而言之，「大覺醒」為教會帶來了屬靈的大奮興，它成為美國教會歷史中一件突出的史蹟。可惜，這種屬靈的大奮興並沒有維持多久，到了主後1740年代後期，復興的火焰幾已完全熄滅。雖然如此，這段短暫的「大覺醒」運動，卻給美國帶來了深遠的影響。事實上，二百年後的今天，美國復原派教會仍保持著這段時期的氣氛與特色。
【美國獨立運動中的教會】前述「大覺醒」對美國教會的影響與果效，不可謂不澈底而又長遠，然其活動時間卻極為短促。連續發生的好些軍事和政治糾紛，轉移了一般人的宗教熱情。主後1765年英國國會所通過的「印花稅法」(Stamp
Act)，以及其他連串的糾紛，引起了殖民地與母國間的重大磨擦，結果爆發主後1775年的獨立革命。
(一)教會對獨立運動的立場：獨立戰爭爆發時，新英格蘭殖民區大部份的教牧人員及聖公會信徒仍然忠於英國；南部各殖民區都站在美國這一邊；中部殖民區則一邊一半。簽署獨立宣言的人中，有三分之二是聖公會的信徒。當時聖公會教牧人員的處境甚是尷尬，因為他們被按立時都發過誓要效忠教會的元首──英國國王。
出現在美國不太久的循道會信徒，立場也十分為難，因為約翰‧衛斯理站在英國這一邊，以致美國的愛國份子以懷疑的眼光看這些循道派信徒。但是循道派卻自主後1775至1780年，由四千人增長至一萬三千人。貴格會與摩爾維亞弟兄會雖然反戰，但在他們原則許可範圍內，還是儘量支持獨立。
除了少數例外，其他教會牧師幾乎全體支持獨立戰爭。長老會的傑出領袖維特斯普恩(John
Witherspoon)被選為大陸國會代表，也是獨立宣言簽署人中唯一的牧師。有很多牧師以反抗英國及爭取獨立為神聖使命；也有很多牧師加入軍隊，作隨軍牧師。
(二)廢除州立教會：所謂「州立教會」，是指被州政府所認可的教會，所有百姓都屬於州立教會。早期在麻州，凡不加入州立公理派教會的人都被驅逐出境；浸禮派及貴格派信徒也常遭驅逐。在所有以聖公會為州立教會的殖民區中，由於州政府的干預，攔阻了其他各派的發展。
然而，在獨立戰爭初期，紐約州、馬利蘭州及最南方各州，很快便取消了「州立教會」制度。但在維吉尼亞州，則經過長期的艱苦奮鬥，一直到主後1786年纔取消。這個運動傳遍全國，終於這項「取消州立教會」的條例被列入憲法第一修正案，成為美國基本法律的一部份。
(三)切斷與歐洲母會的關係：有些宗派原就與歐洲的教會沒有任何組織上的關係，包括浸禮派、長老派及貴格派，因此他們很快便在美國成立了全國性的組織。唯有人數最多的公理派，拒絕組織全國性聯會。
而聖公會、羅馬天主教、循道派及改革宗等，則在歐洲母會的控制之下，後來也都紛紛成立在美國獨立的教區或組織了。
(四)教會靈性的衰弱：縱然美國爆發獨立革命，應歸功於宗教的動機和力量，但獨立戰爭很快便反過來傷害了美國的基督教。所有宗派都受到嚴重的損害，教堂被毀，會眾分散，牧師及信徒被殺，極少有新的神職人員受訓。信徒忽略屬靈和道德的情操，結果罪案及不道德的行為開始增加了。國家負債累累，令教會、平民以至政府都十分擔憂。除了這些內憂之外，還有外來的不可知論，而戰爭的附帶的悲痛及犬儒主義，引來了英國的自然神論、法國的自然主義，及日漸流行的無神主義。伏爾泰及培恩那些反基督教作品，助長了懷疑主義及不信的風氣蔓延。革命結束後，美國人口中只有百分之十是基督徒。無神論在學生及有學識的人中非常流行。唯理及無神的學社紛紛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