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1984年及以後

29、一九八八年•中國

七大洲都有培理講道的腳踪，獨欠中華大地。中國是路得出生和成長的第二故鄉，因此培理伉儷對中國情有獨鍾。他們知道十年文革未能遏止基督教傳播，許多基督徒並未參加中國基督教協會屬下的教會，反而喜歡在家庭教會聚會。培理若要前往中國大陸講道，須得協會邀請方可。

1980年，路得和弟妹獲准到出生地清江浦探訪。他們在這尚未對外開放的鄉鎮大受歡迎，鄉民的熱情令培理更渴望可以訪問中國。邀請終於來到，不料培理在起程前不久意外跌斷幾條肋骨，被迫臨時延期，時維1987年秋。

1988年四月十二日，春花綻放，培理伉儷、兒子法蘭、同行的專家和拍攝隊伍應中國基督教協會和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邀請，在北京受到官式歡迎。

    在人民大會堂的歡迎宴上，培理和路得既驚且喜，因為同作東道的前中國駐美大使章文晉竟然在宴會開始前請大家安靜片刻，讓在座的基督徒可以謝飯。培理說，“在我訪問過的共產國家中，從未有過這樣的禮遇！”路得在日記這樣寫道：友好協會會長章文晉的歡迎詞“非常有禮，非常客氣”，基督教協會會長丁光訓的講話“清晰真確，正如基督徒講論復活基督的訊息”。

培理在北京有許多難忘時刻，包括：在長城觀光，在座位七百的禮拜堂向一千五百人講道，與大學師生交流，與上任才幾天的國務院總理李鵬面晤－這次面晤破例地公開宣布，而且面晤地點是中南海紫光閣。

這次面晤乃半公開性質，兩人背後有傳譯員。坐在培理旁邊的是路得，其餘在場的有法蘭、丁光訓、章文晉、美國駐華大使，還有其它人員。李鵬對培理說，“我們信仰不同，卻不妨礙我們真誠交談。”培理響應的時候，忘了一個中國風俗：不可喧賓奪主，而講了好長一段話。培理憶道，“我有點兒忘形，開始講論福音。”路得連忙默禱。培理說完後，李鵬驚道：“你真的十足相信自己所傳的道啊！”

最令培理印象深刻的，是李鵬強調中國不能單憑物質發達而變得強盛。 “中國還需要道德力量，”李鵬說。會談進行了五十分鐘，電視、電台、報章皆廣泛報導。培理說，“這次面晤使我們更獲得注意與信任，間接打開了一道道門戶，也叫我們所拜訪的信徒和教會，得到前所未有的曝光率。”

培理一行在十七天裡跑了二千哩路，去了五個大城市。培理說，“這次行程活動安排得密密麻麻，講道、演講、訪問、社交之多（雖然觀光活動比我期望的少！），實在前所未有……不論在哪裡，我的講話完全沒有受到限制。我抓緊機會，向態度恭謹、全神貫注的會眾講解福音。”在南京，培理訪問了愛德印刷廠，聖經獲政府許可在這家印刷廠印製，然後分發到全國去。

葛氏夫婦也拜訪了剛上任的上海市長朱鎔基，十年後，朱鎔基出任國務院總理，培理前往北韓途中在北京與他再度會面－這當中的細節，有待日後再表。

在上海的行程，路得在日記中記道：培理在清心堂講道。清心堂是一家登記的教會，離市中心頗遠，屬較貧困社區。夫婦二人按習俗用過茶，即由牧師帶領，在詩班的歌聲中就座。 “這裡有很多青年，聚會氣氛活潑。培理講耶穌的'七個身份'時，一隻蝙蝠飛了進來（蝠與福同音，乃福的象徵），在會堂中飛來飛去。中國人見怪不怪，幾位外國人就有點不自在。”這次講道“大有力量，深入淺出”。

他們夫婦也拜訪了上海的教會傳奇人物王明道先生。這位傳道人坐牢多年，如今風燭殘年，視力幾乎全失。培理一行在臟兮兮的水泥樓梯走上三樓，看見王先生坐在桌前垂頭，不知是禱告還是小睡。人喚醒了他，說客人來了。王師母也來了，先生就和客人逐一握手。王師母也失明了，不過耳朵比先生靈敏一點。

    談話結束，培理夫婦正準備送上禮物。路得筆述，“培理問王先生有沒有從主來的話送給我們，他沉吟半晌，說，'你務要至死忠心，我就賜給你那生命的冠冕……'然後又緬懷過去。這位前輩所留下來的印象，永遠縈繞在培理心頭。”

培理到訪上海沐恩堂。

培理的所有行程完全公開。他們所到之處、所做之事，都是官方首肯的。起初官員都有點緊張，不知道培理會講什麼話、做什麼事。然而，培理禮貌周到、平易近人的作風，贏得眾人的信任。在廣州，培理一行到著名傳道人林獻羔的家庭教會去。林弟兄在文革時期，曾在礦場接受了十六年勞改。官員不願跟隨培理去，只留下一個保安人員，他的好處是可以替大隊開路。路得記述說，“教會樓高三層，木梯陡斜，每一梯級站著一兩個人，每個房間都擠滿人，或坐在長凳上，或挨牆而站。下面兩層有土製的閉路電視，講台設在三樓，林弟兄就在那裡講道。講台前有一個長桌子，兩旁坐著打開聖經聽道的青年，有男有女。房頂已給拆掉，安裝了電風扇，但空氣還是不夠流通。培理在會眾唱詩禱告時，曾經一度頭昏，但很快就沒事了。他作了短講，林弟兄替他傳譯。林弟兄滿臉威嚴，聲音宏亮。

培理步下樓梯不久，黃昏查經聚會又開始了。 “在熙來攘往的後巷，人味、菜味、飯香，不斷撲鼻而來。”路得覺得自己好像剛從初期教會的地下通道中走出來。

對培理夫婦而言，這次行程高潮是重遊路得出生地清江浦。清江浦如今屬淮陰，在運河畔。他們先乘坐蘇制螺旋槳飛機到連雲港去。昔日鍾家被迫離開日軍佔領區時，忍痛與相處多年的中國友人和醫院病友辭別。路得父親鐘仁溥醫生在醫院度過許多歡樂時光，他是出色的外科醫生和傳道人。然後，他們坐汽車往南走。路得在日記中說，“我們穿過'老中國'－小農村，泥房子，戶戶門前長滿浮萍的碧綠池塘，有雞，有鴨，有水牛，偶爾也看見一條狗。夜暮時分，終於抵達淮陰。”

    主人家的熱烈歡迎，令培理夫婦賓至如歸。晚宴上，一個女幹部向路得致送一幅用貝母嵌成的山水畫，並解釋道，“畫中石頭像徵我們友誼永固；松樹象徵我們交情長青；而在秋天轉紅的楓樹，象徵淮陰人民對你們的熱情。”

翌日他們到差會醫院去，路上站了數以千計的人－也許他們少見外國人，覺得好奇特地跑來看看。鐘醫生離開中國，已有四十七年了。

在醫院舊址，鍾家宿舍早已打掃乾淨。路得繞著房子侃侃而談，向培理和法蘭細說當年。丈夫和兒子從前常常聽聞這地方，現在親歷其境了。中國友人指著一所房子，說路得就在那裡出生。路得突然記起一件往事，就與眾人分享：鐘爸爸晚年時有人問他，有幾多個他昔日在中國的病人還在人世？鐘爸爸想了一會，說，“大概九成都不在了，由此可見，屬靈的工作才是最重要的。”人群中有一張臉綻露微笑，深有同感。路得知道這張臉的主人一定記牢了當年宣教士所傳的道。

他們也到其它樓房參觀。路得寫道，“我們看見一位婆婆，她是基督徒，認識當年的宣教士。她用中文對我說，'我是基督徒'。然後拿出一張昔日醫院職員的照片給我看。我們一起拍照後，我用中文對她說，“神賜福你！ ”她馬上笑著回答說，'謝謝你，神也賜福給你！”

在醫院辦公室內，地方領袖興奮地把一塊石版給培理夫婦看，乃是在新院動工期間掘出的舊院大門匾額，刻著“仁慈醫院”四個字。

他們又送了一個錦盒給路得。路得打開一看，原來是昔日前門的門斗，再沒有什麼贈禮使路得更感動了。

離開醫院，培理夫婦去到學校，就是路得當年上課的地方。學校門口有兩排小孩子列隊喊著“歡迎！歡迎！”他們臉抹胭脂，頭戴蝴蝶，非常可愛。培理夫婦離開的時候，他們又喊著“再見！再見！”路得與路上的每一個婆婆握手，她想，當中可能有幾位仍然記得昔日的宣教士。培理一行走到另一所房子，這所房子是“葛傑米叔叔”和“葛蘇菲嬸嬸”的家，他們是德高望重的宣教士夫婦、鐘仁溥的好同工，在1889年創辦了這個“宣教站”。他們工作的頭三年只得著一個信主的靈魂。 1980年，鍾家後人來訪時，這所房子被改建成雜貨倉。

1988年，葛傑米夫婦來華九十九年後（亦即鐘仁溥醫生來華七十二年後），路得、培理、法蘭三人一同步上房子門前的十三級台階，站在房子前面。它不再是宣教士宿舍，也不再是雜貨倉，而是一所教堂。

原來分隔客飯廳的牆已拆掉，在兩道樓梯之間新建一個講台。主任牧師說主日聚會人數不少，房子里外擠得滿滿，共有八百多人。他說淮陰約有基督徒十三萬，人口有九百萬。 “這十三萬之數算得什麼？”路得忖道。但另一個念頭隨即閃過腦際：“他們是鹽，他們是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