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1984年及以後

28、第二次阿姆斯特丹大會

    葛培理第二次國際巡迴佈道者大會“一九八六•阿姆斯特丹”舉行後一年，一位在兩次大會籌備工作上擔負重任的葛培理佈道團職員寫下一番心得。他就是接替華特•史密斯（退休）出任佈道團國際事工主任的卜•威廉斯。威廉斯其後還為第三次大會“二零零零•阿姆斯特丹”鞠躬盡瘁，大會結束翌日息勞歸主。他肺病不治，終年五十歲。

    威廉斯深感86大會的重要：“自83大會後，我覺得意猶未盡，因為我們有未竟之功。83大會十分成功，但我為了那些具備條件、心志，卻因名額和經濟能力有限而被拒門外的貧窮、年輕，不為人知、教育水平低的佈道者耿耿於懷。我深知他們有很高的素質、很深的委身、很大的需要，我也知道他們缺乏訓練和指導，在佈道事奉上辛苦掙扎。因此，1984年夏天我們敲定再辦86大會時，我雀躍不已，知道未竟之功可望完成。

    “1984年秋，八位佈道團職員用了五個月時間在亞特蘭大檢討83大會，作出建設性的批評，致力精益求精，又眾口一心地祈求主叫我們敏於86大會出席者的需要。

    “我們再度審閱83大會落選名單上的八千人。我們決定來一次更精細的申請手續，邀請所有人再度申請。我們也致函七百五十位各宗派、福音機構、神學院、聖經學院等負責人，講解什麼人適合出席86大會。我們努力叫人明白83大會和86大會並非僅僅是會議，而是旨在培育年輕、略有聖經訓練，但沒有受過高等教育、未曾成名的巡迴佈道者，叫他們可以得著'實戰'訓練。我們擔心領袖始終不明白我們的用心，舉薦自己或一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而不是推薦那些'藉藉無聞的小子'。

    “結果我們收到超過五萬份推薦書，三萬份申請表！我們刻意盡量讓83大會中沒有出席的國家來，並且也盡量讓每個國家中的每個地區都有代表。譬如說， 83大會巴西來了四五十人，但都來自沿海城市如聖保羅或里約熱內盧；86大會我們找到那些來自森林及亞馬遜流域的，因為那些地區的佈道者資源缺乏、工作繁重，而未得之民甚眾。

    “我們務求每個國家都有較多區域與宗派的代表。我們除了邀請福音派群體，也努力接觸一些大宗派，這些宗派雖然不屬福音派，但其中不乏認同福音信仰及熱衷佈道之人。我們希望可以影響他們，激發佈道的熱忱。面對一些國家，例如迦納、尼日利亞、斯里蘭卡、墨西哥等，我們也是這樣的想法。

    “我們也發現有一些'兼職'的佈道者－他們可能兼職牧師、教員、公務員，因為在好些比較貧困的地區，佈道者必須牧會或兼職，否則無法支持佈道事工。我們覺得若忽略了這些兼職的佈道者，就是忽略了一班最有果效的主僕！叫我們感到詫異的是，大部分的'兼職'佈道者在佈道工作上所付出的時間，比西方國家的'全職'佈道者還要多。

    “我們也發現，在某些地區，佈道者若不兼任牧職，就根本不會得到承認。

    “甄選參加者毫不容易。以印度為例，即有三千五百個申請人，名額卻只有五百個。我們已選出四百六十五個了，但是合資格的申請人仍有三百五十個，要從十中取一，實在萬分為難。我記得馬可•亞伯拉罕和我都急壞了，因為印度就是我們負責甄選的！我們小心翼翼地複核那餘下的三百五十個申請人，要從中挑出三十五人；他們每一個都熱心傳揚福音，卻可能因為我們的決定而失去一個接受訓練、鼓勵、啟發、裝備的機會。我們相信他們的事奉對福音的傳揚甚為重要，倘若得不到86大會的鼓勵和訓練，可能有人會灰心喪志而停止佈道也未可知。我們只得交託：唯有憑己意行事的神，能夠召來合適的人，攔阻不合適的人，並且叫那些來了的人回去後可以培訓那些不能來的人。

    “縱然我們汲收了83大會的經驗，但86大會籌備工作實在比83大會艱鉅得多。86大會的出席人數比83大會多一倍，由五千加到一萬，但工作量不是加了一倍，而是加了三倍。83年我們聯絡了三十五家酒店，但86年我們要從三百五十家酒店中選出八十六家，還要在離阿姆斯特丹二十六哩外的地方興建一座可容四千人的宿舍。83年我們只和一家航空公司協商，但86年我們為了迎接分佈在一百七十四個國家的人，聯絡了六十餘家航空公司，最後與二十五家簽約合作。

    “僅僅是通知落選者，就用了不少人手、翻譯員、器材、辦公地方了！因為世界各地的人對我們的工作和抱負有一定的認識，也因83大會的成功而渴望出席86大會。

    “主為我們預備了一班非常能幹的同工，人人都自覺在服事別人。我們講求成果與效率，特別小心處理花在機票、酒店、膳食方面以百萬美元計算的款項，因為只要我們省下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開支，就能收納多一些參加者。我們累積的經驗沒有白費，與航空公司和酒店的議價能力也提高了，結果這方面的開支比83年少。論到大會的物流工作，實在絕不簡單：要將一萬個職員、接待員、參加者、節目組人員、新聞組人員從一百七十四個國家送來，安置他們十至二十天，按各人的健康或文化所需安排飯食，都是極繁重的任務。但所有職員全力以赴，我們感恩不已。

    “工作好像永遠做不完！我們愈是深入內陸、梯山航海地尋覓合適的參加者，聯絡工作就愈是困難。那些地方當然沒有大城市的通訊服務。

   “我們可能永不知道兩次大會的真正果效。有多少佈道者因參加大會而得建立，脫離灰心喪志，再度為靈魂奮力作戰？有多少人因佈道者的繼續努力而接受了福音？有多少初信者因得著更好的栽培，成為可以結果子的信徒－皆因佈道者在大會中學了重視栽培、做好門訓的功課呢？有多少人聽到言簡意賅、滿有能力的福音－皆因佈道者在大會中聽過那樣的福音呢？

  “有多少佈道者因大會對個人生命的重視，而立志過全心獻上、純淨清潔、滿有能力的生命呢？有多少佈道者回到本地，大有能力地宣揚基督，而大有果效呢？有多少佈道者將在大會中所學的'照樣教導別人'呢？這一切，只有主知道。”

    威廉斯與同工，還有大會主任貝克寧和其它人，他們辛勤工作，成績斐然。誠如葛培理在他的自傳中說，“打從開幕的一刻起，我們看見火炬，彩旗，還有奧林匹克式的'救恩聖火'。一大群來自各國、各族、各方，各宗各派的會眾，一同高歌、禱告、學習，見證在基督裡的合一。”大會最後一晚，一萬人同領聖餐後，一個個火把從會場中的“救恩聖火”中燃點並傳開。 “各人高舉火把，走出會場，象徵把基督的光傳遍五湖四海。”

    “作為大會召集人暨榮譽主席，我盼望所說的話可在參加者的心中迴響，直到各人返抵家園。我說，“我們的總司令，就是主耶穌基督，他的命令是我們的原動力……我們聽命於他，他命令我們出去，使萬民作他的門徒……這是主給我們再清楚不過的命令。 ”

    培理伉儷的一個親身經歷，可為86大會精神作個美好總結。他們隨幾千個大會參加者走進飯堂，恰巧坐在一個非洲人旁邊。培理跟他握手。

    培理回想說，“單看那人的衣著，我以為他是一個來自窮地區的窮人，但他臉上發出的溫柔喜樂的神采，是無法掩蓋的，也顯示著一份堅毅使命感。我在大會頭幾天經常注意到不少人有這種堅定不移的神情。

    “‘請問您從哪裡來？’我問。

    “‘博茨瓦納。’

    “'在我旁敲側擊之下，他終於說出一點關於他事奉的事。他說要經常徒步從一個村落走到另一個村落去傳福音給願意聽的人，但許多時候，都是吃力不討好。

    “'博茨瓦納信主的人多不多？'我問。

    “‘不多，’他答，‘實在很少。

’

    “'你是什麼人？上過聖經學院或受過甚麼教育嗎？'

    “'嗯，其實嘛，'他說，'我有一個劍橋大學碩士學位。'

    “'我馬上感到十分慚愧，因為竟然以為人家沒有受過教育！我自覺不如，不僅因為他學歷比我高，更因為他那無私的擺上。一個擁有劍橋大學碩士學位的人，在他的家鄉博茨瓦納，可以說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但他以跟從基督為滿足，拋開一切名利權勢，蒙召作佈道者。他真的可以和使徒保羅一起說，'我先前以為與我有益的，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腓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