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1984年及以後

25、全英遍傳

　1984年五月四日禮拜五，培理抵達倫敦，不過他失了聲。不久前他在阿拉斯加佈道期間喉嚨發炎，曾經完全失聲，不過後來好了，可以完成佈道大會。在赴英前病情再度惡化。

　培理馬上到哈利街看相熟的醫生，醫生決定轉介給專科。由於週末假期當前，幾經辛苦才聯絡上一位耳鼻喉專科醫生。醫生趕忙替培理診治，並於翌晨八點鐘在醫院替培理做激光手術。

　麻醉藥力過後，半醒的培理喃喃吩咐威爾遜和羅蘭遜取消聚會，他們只叫培理好好休息，因為醫生作出保證：培理可以在禮拜天黃昏講道。翌日培理直接從醫院到著名的非國教禮拜堂西敏斯特禮拜堂去。培理講道的聲音甚小（透過擴音清晰可聞），講台上備有一盒紙巾，讓培理有需要時可以揩拭鼻血－事實上，培理手腕仍戴著病人的膠圈。萊德主教看見培理身體明顯疲弱，但當培理“發出那著名的邀請，呼召人到台前'接受基督'時，即嚐到其後大豐收的初熟果子：有二百人走到台前”。聚會結束，培理回到醫院去。第二天，他雖然仍未出院，卻出席了傳媒大亨梅鐸的歡迎午宴。這位《泰晤士報》老闆請來多份全國報紙的編輯與培理會晤，培理的態度和行程均獲好評。因此，'全英遍傳'一開始已得全國報界的好感，與1954年恰恰相反。

　十天后，培理在布理斯托市外的雅斯敦門足球場舉行第一場“遍傳”佈道會，他已全然康復，能夠應付繁重不堪的傳媒訪問，包括英國廣播公司的四集專輯。全英都準備好了。籌備工作一共動員了十萬人，其中五萬人接受了“生活與見證”訓練，一萬四千人接受了陪談訓練。全英遍傳還興起了一個新概念，名為“禱告三人行”：三個人各自鎖定三個代禱對象，定期聚集為那九個對象禱告，祈求親友赴會並決志。估計有三萬個這樣的小組，為二十七萬個未信者代禱。

　雅斯頓門足球場廣集了成千上萬的人，氣氛熱烈得像園遊會一般。出席者有來自韋爾斯西南部的。路得原本打算赴英參加這次大會，可惜臨時需要入院施手術而未能成行。面對全英遍傳的序幕，培理難免緬懷三十八年前初到英國佈道的情景。那時布理斯托被轟炸的痕跡到處可見，培理與巴魯斯在一所偏僻的福音堂講道，那所福音堂已拆掉了。在十八世紀，懷特腓爾德和韋斯利的露天佈道事工就是在布理斯托開始的。

　布理斯託大會的果子，遠遠超出籌委的預期。十天聚會有二十五萬人次出席，決志的多達兩萬。更重要的是，它打響了全英遍傳第二階段的頭炮。分區主任安東尼•布什在六個月後寫道，“向外延伸的佈道行動已告展開，並且在數以百計的教會中持續下去”。渭特郡一位教區牧師寫道，'各個教區因雅斯頓門佈道會而興起大量佈道工作，叫人興奮不已'。雅斯頓門佈道會成了催化劑，促使西南部過千堂會同心佈道。神在布理斯托感動了兩萬人決志，這消息加強了教會的信心：聖靈能夠領人悔改更新。在格拉斯頓伯里的村落佈道行動中，一個星期內有一百人信了主。許多教堂都突然多了信眾。 ”

　布什是開牧場的，大會期間他帶培理和威爾遜到他的牧場去。 “培理看來輕鬆自在，細說當年在他爸爸牧場幹活的事……站在我牧場裡的是一個謙恭可親的'普通人'，但他一站在台上，就成為一個宣道巨人，充滿屬靈自信。”十七年後，布什仍難忘“那個由不同堂會合力籌辦的前所未有的佈道大會。一連八天，逾萬的基督徒付出時間和力量，為求得著美好大豐收。何等興奮快慰”！

　培理不大滿意自己在布理斯託的講道，在前往英格蘭東北部桑德蘭市的火車途中，他請萊德主教提出改善建議，佈道團的同工指出他其實已經講得不錯了（決志者不是多達兩萬嗎？），培理打斷他的話說，“當然不是！你心裡也知道我講得不好！我一定要作出改善！”相對於1954年（哈寧基），甚或1966年（伯爵院）而言，英國民眾的基督教和聖經知識已經大為退步了。儘管少數基督徒多麼熱心，英國社會的世俗化速度仍然銳不可當。培理務求所有文化背景與年齡的英國人都能明白他的每句話，所用的每個例子都能貼切恰當，叫人對罪與救恩都有清楚的認識，從而面對基督的呼召。

　桑德蘭在遍傳運動中擔任“承載區”的角色。它本是工業重鎮，如今備受失業問題及礦工大罷工困擾。佈道會在洛卡公園運動場舉行。會前培理曾與一班失業人士晤談，對他們印象深刻，其後多次在講道中提到他們的困窘。東北英格蘭向稱“佈道家墳墓”，但湧到佈道會的大不乏人，當中不少是好奇而來。

　桑德蘭與布理斯託的最大區別，是這裡寒風澈骨，下雨不停，皆因鄰近北海。培理憶述，“我已穿了長袖內衣褲，厚羊毛套裝，再罩上最厚的上衣；唱詩時圍了頸巾，講道時還破題兒戴上便帽，仍然冷得幾乎開不了口！”培理戴的是一頂舊便帽，他所不知的是，原來便帽在東北英格蘭是工人的標誌，當地人因此對培理格外感到親切。

1984年，“全英遍傳”第二站：桑德蘭。葛培理在北海的寒風中講道。

　在最冷最濕的一晚，只有一萬零七百六十六人出席，乃是全英遍傳中最少人出席的佈道會，但培理呼召的時候，寒風冷雨阻不了一千五百多個決志者走到台前，這是全英遍傳中最高的決志比例。

　全英遍傳的下一站，是桑德蘭以南、位於東英吉利的諾域治。東英吉利以務農為主，與東北工業區截然不同。諾域治主教活德早在三十年前已經鼎力支持培理的哈寧基佈道會，當年他是艾寧頓教區牧師。他的副手、思特福主教得利施密是出色的聖詩作者、1955年創刊的《十字軍》雜誌發起人之一（《十字軍》因溫布萊佈道大會而生），也是全英遍傳的分區籌委會主席。東英吉利其實分為“南北”：北有諾福克郡，南有沙福克郡。諾福克人口分散，聯繫困難，雖然教會領袖多屬聖公會，但很多教區都採審慎態度，籌備工作進展緩慢。另一個障礙，是佈道會場地卡魯爾足球場剛舖新草，管理當局嚴禁踐踏草地，連講台也要用高架方式搭建，因此決志者只能站在離講台很遠的紅土跑道上，這也影響了陪談工作。不過雖然困難重重，四天聚會仍然喜氣洋洋，人人全神貫注。有一個地主把門票派給佃戶和工人，第二天早上一個工人從拖拉機上跳下來握著地主的手喊道，“要是人人都聽葛培理的話，就天下太平了！”

　東英吉利大會分兩地兩時舉行：在諾福克郡的諾域治市舉行後，培理稍事休息，先到兩個大城市（伯明翰、利物浦）去，再回到沙福克郡的葉士域治市舉行四天聚會－整個全英遍傳以葉士域治為終站。

　葉士域治大會主任維塔•傑克多年後寫道，“我對葛培理、巴魯斯，和其它佈道團團員的回憶都是愉快的。與培理同工，是賞心樂事。他為人謙和，態度開放，凡對本地事工有益的事，他都支持。”培理尤其註重與本地人接觸。他有機會與權貴顯要見面，總不忘關心對方的生活與家人，“也不忘概要地分享他的訊息內容。他與人分享耶穌的福音，來得十分自然而然，實在令人佩服”。

　葉士域治大會的決志者數目雖然比不上大城市，但果效頗為深遠。譬如說，從前單打獨鬥、甚至互相爭競的堂會，能夠一起籌備大會，甚至跟進栽培。禱告訓練與初信栽培，都有美好的成效，不但大會期間如此，許多教會在往後一年仍把上述事工化為恆常活動的一部分。在小鎮百里聖埃德蒙斯，眾堂會合力辦了一家基督教夜校，強化靈命，也促進堂會合作。

　話說回頭，培理離開諾域治，到人口密集的大城市伯明翰去。伯明翰的亞非裔人士甚多，大球場內擠滿各色人種。在球場隔壁公園裡，未能進場的人觀看一幅專程從日本運來的巨型熒光屏，也可參與球場內的聚會。大會主席戴維•麥金尼斯最感詫異的是“年青一代竟然這麼有興趣聽一位來自上一代的傳奇人物講道！最教人想不通的，是大部分來的人都預備了信主！大會能夠使他們不再受制於同儕壓力和傳媒的不可知主義……總言之，聽葛培理而信主，不是見不得人的事！培理的講道有時並不流暢，但一到呼召時刻，全場即鴉雀無聲，氣氛動人。我記得看到一個大塊頭、大鬍子的警官，從看台高處流淚走到台前。”

　下一站是利物浦，一個貧民眾多、治安不靖的城市，兼且剛發生了暴亂。當地的愛爾蘭天主教徒與基督教徒勢不兩立。不過，自從聖公會主教、昔日的板球名將戴維•薛帕特和天主教大主教戴歷•華洛克上任後，二人攜手在利物浦打開了新局面。昔日薛帕特在倫敦貧民區工作時，已是葛培理事工的支持者，他與華洛克連手帶領會眾參與遍傳籌備工作。不過，他們也要克服一些偏見。佈道會開幕禮在著名的利物浦足球會主場安菲德球場舉行，大會考慮台上若有天主教大主教在場，恐怕觸怒一些基督教人士，於是安排兩位主教與其它教會領袖一起坐到新聞席去。開幕禮開始，薛帕特才走到台上代表眾教會歡迎培理。

　會場擠得水洩不通，人群從附近小區及近郊而來。在這個充滿暗湧與張力的城市，球場裡的會眾可算輕鬆自在。他們相當嘈吵，台上在講見證，台下絮絮不休；台上有人獨唱，他們會跟著唱。某天晚上，連利物浦球會的傳奇領隊桑幾利的遺孀也來了。巴魯斯領唱利物浦球會的會歌“你永不孤單”，他稍稍改了一句歌詞，改為“往前走……往前走……基督在你心中”'會眾唱得非常投入，場面動人。

　培理上台講道，會眾屏息靜聽。利物浦大會的決志人數是六區之冠，八天共有兩萬七千四百一十二人，其中有不少年輕人。

　從五月到七月、在布理斯托、桑德蘭、諾域治、伯明翰、利物浦、葉士域治，佈道會出席人數逾一百萬。正如培理在世界各地的佈道會一樣，總有無數生命改變、破鏡重圓的真人真事。在布理斯托，一對夫婦原已申請離婚，兩人不約而同赴佈道會，不約而同決志信主，散會後在公車站相遇，未幾即撤消了離婚申請。

　一年後，調查發現決志者大都忠於所作的決定，不少人加入了教會。全英遍傳後，培理休息了兩個多星期，接著前往南韓、蘇聯兩地講道，而全英遍傳也進入第三階段。第三階段大大得力，其中一個原因，是培理在1985年七月再到英國，在錫菲爾市主領八天佈道大會。錫菲爾曾經要求被包括在全英遍傳的行程中，只是未能成事。事實上，培理本來不打算這麼快再訪英國，但錫菲爾礦工大罷工所帶來的傷痛，催使他來傳揚平安的福音。大會期間，他與礦工領袖施卡基爾見面，一同探訪礦場。錫菲爾大會另一樣令培理倍感陋意的，是有路得隨行。他倆恩愛彌篤，羨煞旁人。籌委們也看到路得如何支持丈夫的事奉。

　佈道會的回應超乎所想，決志者有兩萬六千，其中三分之二年齡在二十五歲以下。最後一晚聚會有四萬九幹五百人出席。好幾位年長的福音派牧師目睹此情此境，不禁潸然落淚。他們從沒有想過這樣的事能夠在自己所愛的城市裡發生。

受益的地區也不限於錫菲爾。四個月前，戴維•能尼告訴培理，今日科技已可藉人造衛星轉播將佈道會傳送各地。能尼是電子工程公司老闆，也就是負責早年葛培理佈道大會轉播工作的工程師。結果，全英共有五十一個接收點，播放場地的籌備與跟進工作儼如培理親身領會一樣，此外，因為人造衛星位於尼日刊亞（非洲）上空，贊比亞的人也收看得到，而津巴布韋的全國電視台也作出轉播。人造衛星轉播科技使培理和顧問銳意探索“全球廣播”的可能，不過培理也補充說，“現代科技不能取代古老的禱告大能。”

　回頭看錫菲爾。大會主席腓力。克京在十六年後回憶說，“錫菲爾大會帶來的合一，至今不變。當然其中也有起伏，但教會整體有了新的信心。”其它地區也有相同的體驗。一位主教說，大會影響的深遠，其實被低估了：“大會後一年我走訪教區，看見教友大有得益，這不是統計數字所能分析的。我的意思是，我看見各堂會都開始重視佈道，還有信徒靈命的培育－不論初信者或是老教友皆然。”

　四年後，培理再度訪英，主領“八九•遍傳”，範圍主要是倫敦區。除了伯爵院之外，他還在兩個場館講道；還有一個早上，應御林軍司令之請，在毗鄰白金漢宮的近衛隊小教堂向第一營軍兵講道。

    1984年至1989年的佈道事工，為英聖公會大主教的“十年佈道迎千禧”大計奠下美好基礎。情況一如1954年至1955年的佈道會，不少人獻身作了傳道。也許，在全國文化影響方面，八十年代已不如五十年代，因為世俗主義、人本主義、東方宗教、繁忙生活等已經深入英國民間。然而，八十年代的佈道事工，再次為英國人清楚顯明了一事：單刀直入、清楚宣告基督生、死、復活和救贖大能的講道，是何等的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