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至1977年第三部
 

22、新英格蘭

“我有幸在五大洲和大多數國家宣講福音，”培理說，“我發現每當簡潔有力地直接引用神自己的話語，說明耶穌基督的簡單易明的福音，神就會以他超然的能力把訊息深深栽種在人心裡－不管是大學或是別的地方。福音是超自然的訊息，帶著超自然的權威與超自然的能力，就是聖靈的能力。

“所以我今天站起來宣講福音時，不會再擔心人有沒有反應、會不會信主。我知道，只要我忠心傳講基督的訊息，聽眾裡總會有神預備好了的人。我不一定會親眼看到果效－講道並非為求果效，不是為了數算人數。所求於我們的只是忠心，就是清楚講明神的道，伸張神的公義。”

培理也非常清楚自己身處戰場之中。 “呼召之際，屬靈交戰至為激烈，最叫我心力交瘁。我深深的感覺到撒但正在竭力搶奪人的靈魂。”然而，呼召一刻也是蒙福的一刻。 “我站在那裡，道講完了，我往往會重新向主獻上自己。人人都有一個特別覺得神向自己說話的時刻……許多時候，我的心會隨著群眾走到台前，再度委身給主。”

培理每次講道，都是爭戰與得福的時刻。這些機會數之不盡－來自世界各地的邀請應接不暇，可以耗盡他和團員的所有力量與資源。然而，美國本土的需求同樣是絡繹不絕。為了同胞，為了教會，為了叫更多美加人士歸主，培理刻意每年撥出時間留在北美領會。況且，若沒有這些佈道大會舉行（北美的全國電視台總會轉播實況），他也不會有龐大的代禱和財政支持，讓他可以到遠方那些教會資源不足的地區傳道。

故此，培理和團員每年都會在北美舉辦三至五個悉心籌備的佈道大會，所選地點視乎其對區域性的重要程度而定。

1982年三月至六月的新英格蘭佈道大會尤具歷史意義，它的覆蓋範圍、大膽創新程度，與影響的深遠，都是超乎意料的。新英格蘭是美國知識分子與高等教育中心，佈道團北美主任侯斯敦替這個唯一一次不以州份界定的佈道區域擬定了一個十分大膽創新的遍傳計劃。這項計劃原是佈道團前任團長艾默里（他是新英格蘭人）勘察當地宗教狀況後而構想出雛形的。計劃可說是“四管齊下”：培理先到大學作佈道演講；團員分別在緬因至羅得島六個州份舉行七個佈道大會，每個大會的最後一場由培理主領；然後培理在波士頓開八天佈道大會；再過幾個禮拜，電視佈道大會就能將訊息傳給新英格蘭每一戶人家。

侯斯敦和核心同工憶道，“我們即將經歷神的工作。人心渴求更新，亟待接受訓練，亦投入籌備工作。以羅得島普路域登斯市的陪談員訓練班為例，是一連七晚舉行的。我們只能找到四個開課地點，每一處都是座無虛席的都站滿了人，結果要搬到更大的地方去。各地的籌委一再要求多些訓練、多些指引、多些支持，他們深深盼望準備充足，以免妨礙聖靈帶領他們在他們城市佈道大會的工作。”

結果超過二十五所大學邀請培理演講，可惜他只打算去五所，甄選委員可頭痛了。落選了的大學大表不快，培理只得多選七所大學。

新英格蘭佈道大會開始。在哈佛大學，培理講了兩次，眾所公認這兩篇是他“大學演講”的精萃。四月二十日，培理在哈佛大學肯尼迪公共行政學院演講，翌晚在紀念禮拜堂演講。

有人擔心正式邀請著名佈道家到這世俗化又高不可攀的最高學府，會令哈佛大學出現內鬨。培理在肯尼迪學院的演講被安排在“論壇”時段進行，這論壇的講者包括了世界各地的頂尖政治家。哈佛校牧柯覓思對培理的演講評為“高雅動人的生命見證，聽者無不動容”。培理坦率而謙卑地細算自己的靈程心得和信念，指出唯有認識耶穌基督可得真正平安。在座的全是有識之士，謹慎而具思辯能力，全場鴉雀無聲。

第二天晚上在紀念禮拜堂的演講，是自兩百年前懷特腓爾德以來第二位佈道家在此講話。培理頗為在意台下的聽眾全是學府中人，但在場的部分人士倒寧願他以慣常較自由的方式演說，因為在座有不少學生。培理感受到學生對福音是開放的，在講道時作了調節，不過聚會方式與平日主日禮拜相同，因此他不便呼召人走到台前決志（雖然校牧曾經告訴培理可以呼召），惟收到逾百張響應卡。

助理校牧寫信給培理道，“你的講道對哈佛的基督徒是一件盛事，也對大學整體帶來實際衝擊。”培理的哈佛之行，只是新英格蘭佈道大會緊密行程中的一站，期間培理還到訪莫斯科，還要去倫敦領受坦普頓獎。大會主席之一、在葛培理早年佈道大會決志的佔•羅拔士寫信給培理說，“你在俄羅斯的時候，逾三千個新罕布什州人為曼徹斯特佈道大會雀躍不已，這些人同心促成了約翰韋特暨葛培理聯合佈道大會的事工，我們為所成就的讚美神。

“五月一日聚會有一萬人出席，決志者有一千。其餘六晚由韋特博士主領的聚會，合計也有一千人決志。為了這些成果、為了你願意把新罕布什放在行程中，我們感激萬分！新罕布什人口不過八十萬，照目前情況看，佈道大會對本州島的影響不容輕視。”

高潮卻在波士頓，兼有暴雨相陪。大會最後一個主日下午，波士頓大學力克遜運動場內聚集了一萬九千人來聽葛培理佈道。 1982年六月六日，波士頓下著自1906年以來最厲害的暴雨。侯斯敦回憶說，“群眾都藏在帽子、雨衣、雨傘之下，在台上幾乎看不到一個臉孔。有人坐在椅子上，有人坐在看台上，有人甚至坐在濕漉漉的人造草地上。有些地方積著幾吋水，因為整個週末都在下雨。”

市民都詫異竟有這麼多人不懼風雨到露天場地去聽佈道會。培理呼召的時候，逾千人踏過泥濘去到台前決志，另外一千人走去替他們陪談。陪談開始之際，大雨傾盆落在決志者和陪談員身上。

“聖靈的同在，是非常的實在－與任何新英格蘭史上的佈道或覺醒運動相比，也是不遑多讓，”大會主席斯威寧根致函培理說，“雖然我早已深信新英格蘭會有好反應（因此投放兩年時間參與大會工作），但反應之好，人數之眾，當初實在始料不及！目睹此情此景，我確信這次'覺醒'的實在，也相信我們要多投放幾年做好跟進工作，勿失良機。”

會後禱告不輟，陪談大隊也沒有解散，因為波士頓佈道大會後幾個禮拜，新英格蘭運動進入第四階段。此時，全國已可收看休斯敦佈道大會的影片。新英格蘭則需遲一周看，片中加插了匆匆剪輯好的波士頓大會片段。九月，波士頓大會影片正式播出。據估計，在1982年、在一千三百萬新英格蘭人中，大部分聽過葛培理講道，或在現場、或在電視熒幕上。

電視廣播加上電話輔談，實在如虎添翼。佈道團借用了政治動員的方法，實驗了電話輔談多年。侯斯敦多年來致力尋找最佳方法，收窄“電視觀眾決志者多、成為成熟信徒者少”的差距。他認為單憑函授的栽培方式，已是益發不敷需要。

1980年五月，印第安納州佈道大會後三個禮拜，佈道團安排了四十條電話熱線，然後在電視播出其中三晚聚會。來電共八百人次，值得鼓舞。十一月，里諾佈道大會在三家基督教電視台直播，佈道團在明尼亞波里開設一百五十條電話熱線，觀眾雖然不多，卻有一萬五千人來電，當中不少人決志。 1981年三月的電視廣播後，陪談員接聽了七千通電話，不過根據電話公司記錄，致電次數竟高達七萬三千。

一年許後，波士頓佈道大會在電視上播出，佈道團分別在六個電話熱線中心設立了合共五百五十七條電話熱線，由四千個受過訓練的陪談員接聽。 （早在1959年墨爾本大會已設電話陪談服務，但致電者只能留下電話號碼，待陪談員日後再與其聯絡，因此反應欠佳）。資料顯示，每逢葛培理電視佈道一連三晚播出，就會有兩萬人致電要求陪談。不過調查顯示，打不通電話者可能高達四萬人。

佈道團說，“來電者問題十分多樣：酗酒、厭世、生病、姦淫、被虐、婚姻不如意、邪靈攪擾等。他們希望得到靈性上的幫助。當中有人接受了基督，有人吐完苦水就掛線，什麼人都有……無神論的、拜撒但的、挑釁的……”，但絕大部分是誠懇求助的。來電者通常是先看了電視，記下號碼，然後自掏腰包打電話。侯斯敦說，“我們發現來電者比在佈道會上決志者更開放，樂於接受基督和靈性上的幫助。他們的反應很真誠，也信任陪談員。”到了1983年九月，接受過電話陪談的人數高達二十萬。培理的事工藉現代科技得以大大拓展。

1983年十月，俄克拉何馬城佈道大會後，電話事工再上一層樓。當時負責陪談跟進事工的是列格斯，他與同工在俄克拉何馬州的二十五個城市舉辦了訓練班。十二月，電視一連三晚播出培理的講道，電話熱線中心鈴聲不輟。陪談員問來電者願否接受家訪，就在明天的早上！這是迅速、直接，親切的陪談工作典範。

    侯斯敦總結道，“人心需求的殷切，心靈飢渴的程度，實在叫我們深感詫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