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至1977年第三部
 

21、一九八二年•莫斯科

    1982年二月，培理到英國北部城市黑池的一個聚會演講並主領兩天佈道會。友善的群眾和眾多的決志者，毫不覺察培理那時正面對生平最難的抉擇：應否接受邀請去莫斯科。

    其實在五年前，當時培理身在匈牙利，莫斯科的浸信會人士已向他發出初步邀請。在培理到訪波蘭之前，佈道團已經和蘇聯官方接洽，蘇政府奉行馬列主義，是無神論者。培理已向官方表明，他有意與官方註冊的教會合作，但他也公開表示關注宗教自由及政治犯的情況。

    培理知道在1917年共產黨上台前，俄羅斯正教曾經聯同沙皇壓制浸信會與其它非國教的信徒。本身是無神論者的列寧，在1920年代卻讓不屬國教的群體稍得喘息，期間他們亦蓬勃增長，反而正教備受壓制。列寧死後，斯大林上台，所有基督教徒大受逼迫，直到二次大戰期間才因他們的愛國心而稍享自由空間。

    1959年，培理以遊客身份前去莫斯科。他祈求主讓他有生之年可以在那邊的大球場上向群眾講道。當年極少人會相信，培理的禱告竟可在三十三年後蒙應允。培理開始積極關心蘇聯歸主運動，也留意當局對基督教如何施壓。 1959至1964年的赫魯曉夫時期，是壓力最大的時期，但有一位專家告訴培理，相信一神的蘇聯人比共產黨員還要多。

 
    經過佈道團的努力談判，原本安排培理在1979年九月前往蘇聯幾個城市的教堂講道，可是1978年十二月蘇聯出兵阿富汗，一切計劃只得取消。兩年後，哈拉塞提得悉培理的名字出現在莫斯科及全俄正教主教長必曼的邀請名單上－必曼打算邀請各個宗教領袖在1982年五月出席一個國際會議，並請葛培理發表演說；會議名為“全球宗教工作者挽救寶貴生命脫離核子災難國際會議”。

    葛培理佈道團與俄羅斯正教初次接觸，乃在1981年十月於日內瓦。哈拉塞提對專責與普世教協聯絡的主教長代表波羅科夫說，培理若然到訪蘇聯，須獲安排在莫斯科浸信會及正教的大教堂中講道。其後，哈拉塞提又到莫斯科（乃在十二個內的第八次）去，會晤莫斯科教省外務主管、明斯克暨白俄羅斯主教腓拉勒，這段交情對日後成果甚有幫助。

 
    主教長的邀請，該接受還是婉拒？培理實在不易作出決定。多年來的匱乏與逼迫，使俄羅斯正教在靈命上變得更深更穩，但教會領導層仍向政府馬首是瞻。西方世界亦把上述會議看為蘇聯政府“和平運動”的宣傳機器。

    培理向莫斯科方面表明，雖然他曾積極呼籲裁減核武，並不等於支持單邊主義。再者，他只會以觀察員的身份出席會議，而不是參加者，因此他也不會簽署會議的宣言。他又堅持自己佈道者的身份，因此他要在莫斯科傳福音，而訊息內容不可以受限制。最後，俄羅斯的正教、浸信會、政府官員都答應了他的要求。

    哈拉塞提繼續與史密斯和亞卡斯保持緊密聯絡，奔走蘇美兩地。培理清楚表明要公開談論人權，但作為客人，他絕不會發出譴責－他不會為了贏取西方世界歡心，而失去在東歐傳道的機會。再者，他也銘記梵蒂岡的忠告：在東歐事奉，低調能成事，高調必壞事。

 
    培理也堅持要探望自1977年六月即藏身於美駐蘇大使館中的七位西伯利亞五旬宗信徒。他們是異見人士，等待獲准出國。培理殷切盼望事情可以在他訪蘇前解決，不然得讓他探望他們。當局對培理竟會關心這“西伯利亞七子”（政府眼中的違法份子）頗感希奇，但終於勉為其難，準許他作私下探訪，但不可以有記者在場。

 
    1982年二月五日，必曼主教長發出正式邀請，浸信會也發出邀請，由哈拉塞提把邀請信帶到美國去。二月十四日，哈拉塞提約培理在紐約艾色斯酒店會面，培理帶了幾個同工隨行，一起為事情商議禱告。培理若應邀前往，可能會加增日後再訪問的機會，也可親身認識當地的教會人士和官員，作更深入的體會。而作為世界知名人士，培理也能提升基督教會在官員眼中的地位。此外，莫斯科之行也能夠打開東歐的門，因為一些東歐國家很在意蘇聯對葛培理的看法。而且，他也可以藉此在無神論國家高層及其它宗教領袖面前傳揚基督。

    此行有何壞處，似乎也是同樣明顯。佈道團有一兩位不想培理去，恐怕他被利用。培理繼續與家人、同事、專家、國務院的人、白宮官員討論商議。 “我跟前總統尼克松和前國務卿基辛格這兩位老朋友談論此行的利弊。尼克松先生說，'此行是險著，但我相信，為了傳揚你的訊息，犯險也是值得。'”事實上，拒絕這次邀請，即差不多等於斷絕日後在蘇聯公開事奉的機會。尼克松先生後來親函筆者（1986年十二月三十日備忘）說，“縱使國務院和白宮中大多數人反對他去，我仍極力鼓勵他應邀前往。我坦言他不要奢望可使無神論的蘇聯或羅馬尼亞領導人改信基督教，但最低限度，他可以叫當地人民耳聞目睹美國宗教領袖帶來的一絲希望之光，讓他們知道有另一種靈性生活，是比刻板沉悶的馬列社會生活更精彩的。 ”

    不過培理在英國黑池時仍未能作出決定，縱使他已開始草擬接受邀請的公函。他反复思想、不斷禱告、多番考慮。在黑池的三天，縈繞在他腦中的，都是去莫斯科的利弊，但他只要站在台上，就可以馬上卸下一切，全神貫注、活力澎湃地傳講訊息，除了聽眾的福祉，他一無所掛。

    培理愈禱告、愈深思，愈感到這一扇門是神為他打開的。不管代價有多大，他也要走進去－可是作出決定後，他沒有享受到湧溢心中的平安。

 
    接受邀請的消息公佈後，批評馬上從四方八面湧到：幼稚天真，被人利用，為克里姆林宮的宗教政策貼金……“西伯利亞七子”要求培理宣告取消赴蘇－除非西伯利亞七子獲准出國，但培理早已知道當局不會妥協。美國傳媒又錯誤報導美國總統要求培理取消行程－事實是：培理與副總統布什伉儷在啟程前的主日面晤，布什臨時請得總統裡根伉儷一起午膳。培理主動提及赴甦的事，裡根說，“不必擔心，此行定必平安無事，我會為你禱告。”

    五月七日禮拜五黃昏，培理抵達莫斯科。他來之前在新英格蘭忙於在大學演講和主持佈道大會，所以體力並未完全恢復。五天半的繁忙活動在等著他：訪問、聚會、觀光、活動。俄羅斯人的款客熱情是舉世聞名的，對六十三歲的培理來說，這是平生最緊密的行程。

    培理與浸信會牧師比科夫和正教主教腓拉勒一見如故，三人的友誼也促進了教會之間的溝通與尊重。

    培理也拜訪了克里姆林宮的要員，包括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候任政治局委員邦諾馬列夫，兩人私下會談逾一小時。培理說，“在任何晤談中我都把握機會與人分享耶穌基督，分享他對我的重要，也指明人如何可以尋得基督。”

    “培理的分享大方得體，”一位副手說，“卻也十分直接。他的私人晤談內容總是恰到好處。”

    培理明白官員受馬列教條所限，對基督教所知不多，以聖靈的事情為虛幻，不過是政治或經濟的產物。然而不管經歷多大的壓抑，人心深處仍有一種對神的渴求。培理也知道共產社會在精神上的普遍失落，渴求人生答案。

    培理多次坦率地提到西伯利亞七子的問題，還有其它因信仰而坐牢的人一他手上有一份一百五十人的名單。

    禮拜六黃昏，培理到三家正教禮拜堂去參觀。信徒已經開始進入這幾家禮拜堂，為參加主日崇拜。晚上，佈道團遇到了第一樣不順的事：他們突然接到通知，原定明天下午五點在浸信會教堂的講道，要提前在早上八點舉行；十點則趕往正教禮拜堂。原來美國之音和英國廣播公司都公佈了原定的時間，當局擔心太多人湧到座位二千的浸信會教堂去，就臨時改變培理的行程。

    翌日清晨，警察在浸信會教堂周圍架起圍欄，只讓持入場券的進入。不過，麇集在狹窄街頭的人沒有被幹預，群眾唱聖詩也沒有被禁止，雖然法律規定宗教活動只可在教堂物業內進行。第二天，英國（泰晤士報）頭條說“葛培理在莫斯科開創先河”。培理另一項創舉，是打破蘇聯政府控制傳媒的深鎖。蘇聯傳媒從來不會報導宗教人物的訪問活動（唯一例外是蘇聯“和平運動”的支持者），基督教除了被無神論的宣傳攻訐嘲諷之外，向來不會見於報章電視。 《真理報》帶著敬意報導一位佈道家的活動，實在叫基督徒驚喜不已。無論如何，培理將基督教帶了給大眾。

    在浸信會的“祈禱所”內（在俄羅斯的基督教禮拜堂都是這樣的叫法），會眾中三分之二是浸信會教友和嘉賓，有些來自遙遠的地方；其餘三分之一是西方和蘇聯的記者和公安人員（因此在座的必有無神論者）。當培理宣講《約翰福音》五章的訊息時，樓座左方有一個女子打開了一條橫額，上面用英文寫著“我們有一百五十人在獄中”，為時不過數秒，但西方記者看得清楚。當時培理專心、講道，沒有被她打擾。

 
    充滿喜樂的聚會超了時，正如大多數的俄羅斯聚會一樣。培理的浸信會主人焦急萬分，惟恐會得罪主教長座堂的人，散會後連忙把培理從旁門送出去。培理剛要上車，一位記者喊著，“幾個路口那邊，有一大群人等著跟你打招呼呢！”培理問司機能否等一下，同行的人說，“我們已經遲了二十分鐘，絕對不可以再等了！ ”培理不知道那一群人是誰，又明白在莫斯科的正教禮拜堂講道有多重要，就同意繼續行程。他在車上換衣帽。

    不停車的決定叫不少人深感失望，尤其那些不辭勞苦、長途跋涉到莫斯科來的人。

    在主顯大教堂那邊，無懈可擊的詩班歌詠，抑揚頓挫的教士禮讚，在衣冠華麗的神甫帶領下，崇拜進行了近兩個小時。然後，培理應邀站在必曼主教長旁，兩人一起站到大金幕聖像下。在場的有來自亞力山大、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的主教長，還有許多主教和副主教。

 
    培理向主教長深表謝意。當天是大戰勝利紀念日（五月九日），培理提到為大戰捐軀的軍士與平民，然後講論基督的犧牲。 “你可以在基督的複活上有份，”培理說。傳譯員沒有麥克風，四圍響起“大聲一點！大聲一點！”的要求，於是傳譯員高聲說出其後的話：“這位耶穌乃是替我們贖罪的完美獻祭，他現正站在天父榮耀的右邊，他必再來勝利凱旋！ ”

    翌日，“挽救寶貴生命脫離核子災難國際會議”揭幕。培理髮表範圍廣闊的長篇演說“基督信仰與核子時代的和平”。在場的猶太教、佛教、印度教、伊斯蘭教領袖，以及蘇聯政府的許多無神論者，所聽的是一篇論述清晰、立場明確的聖經訊息，因此得知聖經對世界問題以至核子威脅所提供的答案。這也許是六十年來在莫斯科的教堂以外所傳講的最響亮的福音訊息，當中不少言論與莫斯科的一貫想法大大相左。培理強調個人的價值與尊嚴，宣告神是歷史的主宰，又說，“唯有神的國降臨，人間才可永享太平。我們今天面對的問題，並不純粹屬於政治、社會、經濟，也不純粹屬於道德、人性。人類問題的癥結，是靈性上的。人的病灶乃是拒絕按照神的方式生活。人心是問題的根源，但唯有神能改變人心。 ”

    培理又用了一整段來講論人權和宗教自由。他呼籲與會者鼓勵各處的人起來禱告，並且“為著在神的世界上作和平使者而重新委身”。他剛坐下，全場站立鼓掌。整個會議只有主教長曾獲這樣的殊榮。

    培理對會議的參與，就只有這一篇演講。他曾表示會議上若有人出言侮辱美國，他一定會離場。當一位中東代表出言不遜，培理馬上摘掉耳機。主席台上的人交換了意見，其後再也聽不到反美言論了。

 
    當晚，培理到美國大使館探望西伯利亞七子。行程比原定日子遲了一天，因為培理的同工估計傳媒一定會蜂湧而至。但即使改了行程，培理仍然幾乎被迫要取消探訪，因為記者不肯停止拍照與錄像，培理和同工對西伯利亞七子深表同情，以至細讀了他們的故事兩遍，但培理堅決維護這次訪問的私隱，否則以後何以取信於蘇聯當局？他不願意為了小眾而犧牲大眾的利益；況且，他相信自己有更好的辦法幫助西伯利亞七子。終於，各方達成協議，地窖的窗簾拉攏，窗外擠滿記者。培理進地窖之際，目光銳利的哈拉塞提發現窗簾有一道虛隙，足夠讓外面的記者把裡面情況攝入鏡頭，就將窗簾再拉攏。

    這是一次為時頗長的教牧探訪，眾人一起讀經，一起禱告。西伯利亞七子期待戲劇化的結果，甚望培理能像以利沙先知那種“在患處以上搖手”治好乃縵的奇蹟，結果他們非常失望而迷惘。然而，雖然他們得償所願不像乃縵那樣迅速，卻也是大團圓結局。培理鍥而不捨，在八月再派哈拉塞提回到莫斯科。 1983年四月，西伯利亞七子離開莫斯科時，哈拉塞提也在場見證。他們到了西方，仍不知道葛培理如何賣力替他們說項。

    禮拜四早上，培理回到莫斯科機場，心靈大得激勵。俄羅斯信徒雖然受盡壓制，仍然活潑有勁，他們的見證深深感動培理。在莫斯科有機會聽培理講道的約有八千人。培理為了有機會在蘇聯的信徒與非信徒中宣講自己的信仰，而且機會是出乎意料的多，實在滿心歡喜，聽者反應之佳，亦令他感動不已。 “我發現蘇聯人渴慕神話語的心，與世界各地的人無異。”

    培理的身體卻累透了。在蘇期間壓力奇大，他一直睡得不好，西方傳媒在整個行程中形影不離的追踪著他，總想捕捉獨家新聞，培理心中卻一直在想：六十五年的無神論，相對於一千年的俄羅斯基督教，以後如何發展？在機場有一個記者問培理，“你為什麼沒有聲討蘇聯政權壓制宗教自由？”培理答說自己是客人，“談論這話題不論時地皆不合宜”。隨後補上一句：他在蘇聯所見的宗教自由，比一般美國人所以為的多，教堂也是數以千計，全部開放。他還略略談論了政府與教會在架構上的關係－假如他不是那麼疲倦，也許不會誤用了“自由教會”的字眼－其實他所謂的“自由教會”，不過是說那些教會不屬國教，“正如英國聖公會以英女皇為元首”。培理所指的1917年以來一些蘇聯教會的轉變，不料記者抓住“自由”一詞大做文章。

 
    上述在培理離開莫斯科前一天在記者會上的話，後來被記者歪曲了意思，本來那次記者會是一個難得的機會，讓培理在蘇聯的電視上談論基督與靈性複興的事情，因為有記者問他：如何促進世界和平？

    另一項來自西方記者的提問是：他在莫斯科有沒有親眼看到宗教迫害的事？培理只來了莫斯科四天半，反問記者說，“你的意思是我有沒有親眼看到？”

    記者說，“嗯。”

    培理如實回答，“沒有。我沒有親眼看到。”

    培理不能公開談論西伯利亞七子的事，否則所有秘密外交斡旋都必前功盡廢。他也完全估計不到他的坦率答案，竟會掀起軒然大波。

    培理飛到巴黎和倫敦。三天后，他在名記者戴維•布凌克利的越洋電視節目亮相，出其不意地備受攻擊和奚落，才猛然醒覺已經成為眾矢之的。他被指對蘇聯基督徒的苦難漠不關心；他的莫斯科之行，是盲目又幼稚的行為，竟可以對宗教迫害的證據視若無睹；甚至將蘇聯的宗教自由與英國相提並論。美國報章刊出了許多諷刺漫畫。他的好友單憑新聞報導，也感到迷惑而傷心。
    培理到倫敦去，從菲臘親王手上領受“一九八二年坦普頓促進宗教事業獎”，為數二十萬美元。他早已宣布會將獎金悉數捐出，一部分用以賑濟饑民，一部分用以推動第三世界教育工作，一部分用以推動英國佈道工作。

    在倫敦和紐約，培理都要面對充滿敵意的記者。假如他肯將在莫斯科進行過的秘密談判公諸於世，或者像其它人那樣在蘇聯境外抨擊蘇聯，當然可以挽回人心。但他三緘其口，只就當日發言的內容作出澄清。他表明西方世界有“極大”的宗教自由，而蘇聯人享有的不過是“若干自由”；至於宗教迫害，他重申自己在莫斯科期間就這題目的發言，一點沒有增刪。蘇聯當局看見培理在蘇聯境內境外所說的完全一致，從此對他倍加信任。

    不過蘇聯報章也就培理在機場的言論大做文章，說葛培理向美國人見證說蘇聯教會享有自由。莫斯科電台英語部甚至聲稱“葛培理表示蘇聯的宗教自由比英國更多”。一些俄羅斯信徒誤信傳媒的話，又道聽途說培理曾在莫斯科浸信會教堂外不顧信眾疾駛而去，難免大感難過。培理為自己未能幫助曾經承諾幫助的人深感歉意。

    但他已經盡力而為。他在赴甦之前，無論是公開或是私下，曾多次表明此行合乎神的旨意。抵蘇後，他的信心更加堅定。五月九日禮拜天清早，即在莫斯科忙過第一天后，培理對哈拉塞提說，“我覺得此行合乎神的旨意，對美蘇兩國的前途、甚至全人類的前途，都一定會有影響。 ”事實證明果然如此。

 
    培理返美後縱使備受批評，但信心更加堅定。隨後幾個月他看到了證據，知道訪甦之行實有果效。 1983年三月，哈拉塞提和史密斯的同工嘉普傳展開了一次全蘇聯探索之旅，去了俄羅斯、西伯利亞、中亞、格魯吉亞、波羅的海等地區。二人所到之處，都受到俄羅靳正教、浸信會、亞美尼亞教會、信義會、政府官員的熱烈歡迎。在二人抵達西伯利亞的諾霍斯比爾斯克之前兩晚，當地電視播出了葛培理的演講，當地信徒大得鼓舞。種種跡象叫哈拉塞提和嘉普傳得以衷心相信：培理的1982年莫斯科之行，的確是神的心意。

    1982年莫斯科之行還有另一個果子：打開了東德和捷克的門。

    1982年十月十七日禮拜天，培理在東德的威丁堡城市禮拜堂－昔日馬丁路德站過的講台上講道。當年的東德政權似乎是堅不可摧的。

    那一次信義宗主日崇拜，廣邀了威丁堡所有基督教會參加。培理拾級步上美崙美奐的講台時，向傳譯員耳語道，“看，這麼多青年人！這是不是青年聚會？”在場的確很多是年輕人，臉上流露著冀盼之情。四十年的無神主義教育，沒有消除人心對神的渴慕。

    培理的訊息主題是“馬丁路德的信心”。會眾深受感動，青年大大得益。會後多人圍著培理與他談話，索取他的簽名。培理在教士和市長（馬克思主義者）陪同下，走到禮拜堂大門前的空地，憑弔馬丁路德的遺跡。此時，他有機會和平民談話，格外感到高興，因為他在東德的行程非常緊湊，大半時間都在汽車上，所接觸的都是身居要津的人。

    下午，他和團員到了德瑞斯頓。巴洛克式建築的十字架禮拜堂，經戰火洗禮後重修了，當天擠得水洩不通－主堂、副堂、走廊，合共擠了七千人，也是青年佔大多數（估計八成半在二十二歲以下）。培理講畢，有三分之一的人舉手接受基督。

    東德之行是四年艱辛斡旋的成果，由史密斯、哈拉塞提、亞卡斯三人穿梭於柏林和華府之間所促成。邀請先是浸信會發出的，“福音教會聯會”起初略有猶疑，但後來也加入了。籌備工作是全國性的，因此全東德都知道葛培理要來。

正當難題逐一解決之際，東德之行幾乎要取消。 1982八月，培理在華盛頓州斯普堅市佈道大會期間與小兒子聶德在山間漫步，失足向下跌了幾呎，傷了腰背。醫生建議培理休息三個月，佈道團董事會也支持這建議，可是東歐之行太重要了，培理婉拒了醫生的好意。故此，培理在東歐的整個行程都是帶傷上陣。哈拉塞提與培理同行，充任私人醫生。哈拉塞提堅持要培理乘坐大型轎車，讓培理可以躺下休息，但那種汽車在東歐是黨政要員專用的，培理使用難免令人誤會，但迫於無奈也只得如此。團員在東德期間，住的是只招待外賓的旅館，唯一的例外，是在古列茲市有幸入住胡斯達主教的府邸。

 
    在東德的十二天行程相當艱苦，縱使巴魯斯的講道深受德國人欣賞，減輕了培理的講道負擔。黑人女歌手荷爾的甜美歌聲在世界各地葛培理佈道大會都令人神往，這次她也來到東德，為此行增添了光彩。除了講道、餐會、與教會高層及政府要員晤談，培理還有一個壓力來源：他在東歐國家說的每句話，都會被人（尤其是西方傳媒）再三推敲，要揣測個中的政治含義，連最普通的信仰談話也不例外。如今身在東德，培理講也受批評、不講也受批評，只好持定宗旨：無論得時不得時，務要傳講福音！並要仗賴基督的應許，“你們所說的不是出於自己，乃是你們天父的靈在你們裡頭說的。”

    有時候，培理在講道前，只想好好的躺一躺。但每當站到台上，他就會馬上感到有特別的力量，得以倦意全消，精神一振－這力量連培理的傳譯員葛斯坦也感受得到。葛斯坦生於柏林，移居美國時是一位年輕的浸信會牧師。他對培理的事奉大有貢獻，德國人覺得他倆異常合拍，聽道時完全不覺得是外國人在講道。

    許多牧者擔心培理不明白東歐國家一般信徒的難處，而東德教會所受的限制，比別的東歐國家更大，例如不能擁有醫院或福利機構，也不能辦神學院訓練工人。事實上，外來者是沒有辦法完全理解本地信徒日常生活的考驗和困難，並他們靈性上的試探。

    培理的行前閱讀、個人接觸、準備工夫，加上同工的經驗，都使他得著一些資料，他也帶著積極學習的心來。他的講道和談話，旨在叫人得鼓勵。在政府高官面前，他會推許基督徒的公民品格和道德標準，又分享自己的信仰心得。他將十字架使人得潔淨與平安的訊息帶給聽者。他宣講真理，訊息直達人心，尤其年輕的心。群眾都聽得出培理所講的全屬肺腑之言。全程伴隨佈道團同行的東德高官韓力克（無神論者）說，“葛培理信行合一，表裡一致。”

    基督徒的解釋比較深入一些。沙赫士牧師有份安排行程，從來沒有見過培理，這一趟卻朝夕為伴。 “我禁不住想，這個人的生活言行是一致的。他的言語背後有生命。他真的迸發能力，那誠然是聖靈賜的能力。”

    培理叫基督徒受感，也叫非基督徒受感。在某城市，地方官員和民間領袖在教堂門口為培理舉行官方歡迎儀式後，都到貴賓席就座－這些人通常不會上教堂的。一位資深牧者說，“他們很留心聽葛培理講道，而且頗受感動。神的道傳了出去，必不徒然返回。事實上，六個月後，有一個乾部還引述得出葛培理說過的話。 ”

    在葛培理十一天東德之行後的七年，柏林圍牆倒下。

    在馬得堡北的小城史丹達爾，培理去到信義會的聖尼古拉大教堂講道。這大教堂建於十二世紀，實際上由兩座教堂合成，中間的連接部分，在舉行大聚會時可以打通。

    培理在黃昏講道，但從午間開始青年已在大教堂的空地聚集，好奇的人也相繼加入。大教堂門開了，二千五百人擠滿其間，大部分是年輕人。培理抵達前一個鐘頭，群眾已開始唱詩。柔和的聖詩，眾多的信眾，場面動人心弦。一位教士憶述說，“政府官員看見那麼多人，卻是那麼的有秩序、有耐性，為聽神的道理而聚集，莫不留下深刻印象。”

* * *
    捷克浸會牧師克里斯卡，年輕時是無神論者，他昔日的友伴，有幾個已居黨政高位。他一直希望可以邀請葛培理來捷克講道，但他的官員朋友都說絕不可能。 1982年初，葛培理到訪莫斯科，克里斯卡的一個官員朋友對他說，機會來了。

    克里斯卡馬上託人親手送信給身在莫斯科的培理，邀請他在返國途中在捷克停一下，可惜培理實在無法應約。其後經過史密斯、哈拉塞提、亞卡斯與捷克當局磋商，成功安排培理在東德之行後到訪捷克五天。

    惡劣天氣使培理延遲離開東柏林，其後在維也納休息三天，其間收到捷克之旅的詳細行程，一看不禁咋舌：從十月二十九日禮拜五下機一刻即有國營電視廣播的記者會，直到禮拜四離開的早上期間，行程排得密密麻麻的，挑戰他的極限。

    在古色古香的布拉格，培理禮拜天早上在浸信會禮拜堂向一千二百人講道，晚上在全市最大的基督教禮拜堂聖撒爾瓦多堂講道－這座建於十七世紀的大教堂屬福音捷克弟兄會所有。為防出席人數太多，培理所到講道之處都要派發門票，但總是求過於供。在聖撒爾瓦多堂，一共擠進了三千聽眾，望門興嘆的大量群眾被警察禮貌地請離現場，不許在教堂外徘徊。

    捷克人喜歡培理那簡單直接而略帶幽默的講道方式，不論在布拉格、布諾（莫拉維亞首府）、布拉特斯拉瓦（斯洛伐克首府），培理都有難忘的經歷。在布拉格，百人青年詩班唱出近代捷克教會詩歌，並與女歌手荷爾一起唱出勁道十足的靈歌，台下反應熱烈。在布拉特斯拉瓦，四十人的兒童合唱團在台前獻唱後，還給培理和佈道團員獻花。

    在布諾的胡司禮拜堂，有七十人到台前決志，由於人數太多，部分要在會後到禮堂側的房間接受陪談；但在布拉特斯拉瓦的弟兄會禮拜堂，就沒有這個問題了，二十五個決志者可以跪在寬敞的講台前。這是培理在東歐國家講道第一次有人公開走到台前決志。其中一個是農場工人，他母親是基督徒，他自己已放棄了信仰，又誤交損友，成為酗酒者。他回家的二十公里路上，一直在火車和公交車裡唱著剛學的詩歌，鄰人聽見這個酒鬼唱詩歌，不禁嘖嘖稱奇。他回到家中，把信主的消息告訴妻子，妻子喜極而泣，跪在地上呼求主除去她的煙癮。她也決志信主。後來兩個孩子也信了，一家人一起受洗。

 
    在捷克，現場聽過培理講道的雖然為數只有一萬，但看過電視轉播的超過幾百萬。在培理訪捷期間，國營電視台和電台都向福音節目開放，這是破題兒第一遭。基督徒看見新聞報導沒有刪掉給基督作見證的片段，不禁喜極而泣。在慘遭納粹德軍血洗村莊的利迪澤，培理在紀念公園致送花圈，並發表一篇強烈譴責核子戰爭的宣言。電視播出他的講話，“恐怖主義是沒有任何藉口的，不管它所宣稱的目標是什麼。一個國家壓制別的國家，也是沒有藉口的。恐怖行為只會製造更多的恐怖行為，殘忍的暴行只會帶來更多殘忍的暴行。冤冤相報何時了？身為基督徒，我堅信人類最需要的，是內心的澈底改變。這樣的改變，只有神能夠做到。神能夠化恨為愛，化貪念為慈心，化霸權為奉獻。 ”

    培理也在布拉特斯拉瓦附近的斯拉芬紀念碑致送花圈。一些捷克和美國基督徒聞訊後頗不以為然，因為斯拉芬紀念碑是為紀念蘇聯軍士陣亡而建。不過他們和電視觀眾都看到培理寫在花圈上的經文：“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約翰福音15章13節）”原來培理不僅悼念解放捷克脫離納粹魔掌而犧牲的美蘇士兵，也善用機會去榮耀神。他在演說中說，“我們基督徒不期然想起，最大的犧牲，就是耶穌基督為拯救我們脫離罪與死的奴役，付上他的生命。他死，非為某一人或某一國；他死，為叫萬國萬民能夠信靠訑，認他作萬有之主。他今天命令我們轉離自我中心的生活而去追隨他，憑著愛服事與見證。 ”

    這樣的話從未在捷克的國營電視台播放過。馬克思主義者會抱怨葛培理“不論說什麼，都把耶穌基督放進話裡！”無論如何，捷克的青年一代已把這些話聽進去。捷克青年沒有被教育成公然仇視基督的人，他們只對基督漠不關心，因此也對基督教一無所知。葛培理到訪後，基督徒發現鄰居變得比以前更有興趣談論基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