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友誼永固

    1973年春，水門事件哄動美國上下。

    在南非和南韓布道大會之間，葛培理回到北卡，準備主領夏洛特布道大會。傳媒催迫培理評論水門事件，他所講的被廣泛引述。

    “當然，事件令我困惑，也令我噁心，正如每一個美國人所感受的一樣。”他這樣說。培理呼籲當局嚴懲犯事者，撤換所有涉案官員。可是，他極力反對輿論公審，也反對洩露機密證供。他認為這次醜聞揭示了“深層的道德危機”，又說：“美國人早該好好反躬自省，重新檢視社會的基礎價值，和全國的整體目標是什麼，因為沒有任何政黨能夠自稱“一清二白”。

    當時培理仍相信尼克遜總統對水門事件毫不知情。“以他的道德和倫理原則水平來說，他斷不會做出這種目無法紀之事。”培理認識尼克遜好多年了，深信“他是個正人君子。”

    事實上，尼克遜與葛培理相識逾二十年。“兩人友誼深厚，”尼克遜女兒茱莉•艾森豪威爾在1975年寫道，“可以溯源於祖母開始留意葛培理博士的傳道工作之時。我相信家父之所以覺得葛培理是堪足信任的神僕，皆因他看見祖母全心全意地支持葛培理的事奉。“

    在尼克遜任副總統期間（艾森豪威爾總統對培理極有好感）兩人友誼發展迅速，而尼克遜在野期間，更與培理熟絡。1967年十二月，尼克遜力邀當時肺炎初愈的培理到佛羅里達見他，他那時正在尋思應否競逐 1968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兩人在沙灘上漫步，培理瞥見尼克遜為著總統重任必然附帶的痛苦和煩惱而驚恐萬狀。七十年代對美國和全球都是危險時期，尼克遜相信自己可以有所貢獻。培理當時的鼓勵，大大加強了尼克遜的參選決心。

    培理不是政黨中人。民主黨總統約翰遜信任培理，也是首位出席葛培理布道大會的在任總統。卸任後，約翰遜寫信給培理說，“在白宮那些孤單的時刻，你的禱告和友誼幫助了一個總統熬過歷煉 ... ...沒有人知道你曾經叫我的擔子變得輕省，又為我們一家帶來溫暖 - 但我知道。“約翰遜總統夫人曾親自向筆者披露她與葛氏夫婦的深厚情誼：“我知道連登十分重視葛博士的忠告。連登以他為信仰顧問，也視他為莫逆之交。日子愈久，我愈欣賞葛氏夫婦。我倆的生命被他倆眷顧了，豐富了 - 不單是我倆，世界各處的人也是一樣受惠。“

    1968年總統大選，尼克遜知道自己險勝後，請培理到酒店套房去，召齊了家人，請培理領禱，然後才去會見記者。培理覺得這事饒有意義，因為這位有貴格會背景的候任總統素來不愛公開談論自己的信仰 - 雖然培理相信尼克遜的信仰頗有深度。

    尼克遜組織內閣時，曾問培理想要什麼職位。培理回答說，“不管你讓我出使或者入閣，我都不會考慮。神呼召我傳道，是一生一世的職任。尼克遜說，“我早知道你會這樣說。我佩服你。”新聞界曾經把培理和他的理念吹捧成尼克遜政府背後的重大影響力量，事實是言過其甚。培理不過是白宮的眾多傳道人之一，他私人會見尼克遜的次數，比見約翰遜總統還少，對政府內幕所知有限。葛氏伉儷甚至相信，白宮幕僚中有人刻意抑制他對尼克遜總統的影響。

    無論如何，培理和尼克遜一直維持朋友關係，但當然與平民尼克遜做朋友跟與總統尼克遜做朋友，二者難免有別。不過對於尼克遜在1969年〜1971年在位表現，培理和大多數美國人一樣，是非常肯定的。

    尼克遜曾經出席1970年田納西州諾士維市布道大會。總統的出席，引發了反戰示威。1971年，夏洛特市向葛培理頒授殊榮，當時外交內政如日中天的尼克遜總統“發表了一篇精彩絕倫的非正式演說“活動負責人寫道，”總統大人沒有講稿，明顯是由衷之言。他向培理所作表揚，動人之至。“1973年一月，尼克遜獲選連任，而且大勝對手。培理注意到總統有點兒不尋常：“憑他的眼神，我看出他心頭非常沉重。當時我不明所以，他的朋友也毫不知情。”

    水門醜聞爆出後，培理又錯愕又難過。

    從南韓返國後的夏天，培理看著政治形勢“令人心灰意冷，幾乎叫他”病倒。“他寫道，”當然我無法為尼克遜政府的過錯辯白，但這毫不留情的'追殺行為“，叫我深感不安。”培理認為美國人對罪的反應持雙重標準：對一些罪行網開一面，對尼克遜總統的罪行卻是窮追猛打。他相信這做法會傷害國家。

    培理因此備受抨擊“葛培理雖被譽為'道德領袖'，卻不願與白宮的不道德行為劃清界線 - 只是如今為時已晚，他若在此時此刻責難尼克遜，難免被指對朋友落井下石。“培理的支持者對培理的緘默大惑不解。與此同時，尼克遜的擁護者又懇請培理公開維護尼克遜。”培理受到極嚴厲的責難，“培理的一個多年好友說，“但這再次表明培理只是本著愛心，希望可以幫助一個肩負總統重任的朋友而已 - 不管朋友是對是錯，始終處於水深火熱中。”

    培理卻不容易接近總統。1972年競選期間，白宮一個職員建議讓培理與尼克遜的對手辯論，尼克遜馬上打消這主意：“不行，這樣做會損害他的事工。”

    “基本上，這就是他多年來對我的一貫態度，”培理解釋說。他相信隨著水門事件日益擴大，尼克遜反而刻意迴避他，原因正在於此。“有好幾次我聯絡他，告訴他我會替他禱告，也想鼓勵他尋求主的引導，幫他渡過這極大的難關 ... ...尼克遜先生是我的朋友 - 我從來沒有將他當作我的教友，也不相信他會把我當作他的牧師。只是，我的牧者心腸（縱然我是佈道者）叫我禁不住惦念在困苦憂愁中的他。但除了代禱，我實在做不了什麼。“

    1973年十二月，培理獲邀到白宮講道，二人有一次私人長談的機會。在華府，培理把二人坦率而入理的討論記錄下來，刊於 1974年一月“今日基督教。其後六週二人見過一次面，打了兩通電話。培理寫道，“我深信他明白我們不能姑息罪行，但我們仍然愛他這個朋友，也敬重他這位世界領袖。我知道當時他四面楚歌，飽受敵困，但我相信他可以熬過去。“

    1974年五月，水門事件錄音帶曝光。錄音帶裡頭的尼克遜，一點不像培理向來認識的尼克遜。有人說尼克遜為了維持二人的友誼，而在培理面前裝假，但培理絕不接受這看法。

    路得說，“那是培理最艱難的個人抉擇。”培理終於勉為其難發表聲明，指責總統言詞上的褻瀆及行為上的不當，但他拒絕與尼克遜劃清界線，這一點使他大受抨擊。

    三十年後，培理再次遭受猛烈批評，事緣另一批水門事件錄音帶曝光，其中有一段錄音，是1972年二月一日白宮禱告早餐會後總統尼克遜，幕僚長賀得曼與葛培理在總統辦公室的私人談話內容。培理與總統“天南地北閒談不休”的次數頗多，他沒有想過尼克遜竟會不尊重朋友之間的私隱，偷偷錄下衝口而出，漫不經心的言談。這些錄音在尼克遜死後仍然保存下來，成了培理的夢魘。

    其中賀得曼隨口說出的一句話，引發尼克遜聲稱傳媒和好萊塢的大部分撰稿人都是猶太人。“這倒不是說猶太人全是壞人，”尼克遜說，“只是說，他們大都是左翼激進分子，只顧和平不顧一切 - 為以色列而戰是例外... ...最好的猶太人是以色列本土的猶太人。“

    培理表示同意。尼克遜又說，傳媒中的“猶太勢力”正在攻擊他。培理插嘴道，“他們是色情物品的製造者。”其後又說，“一定要把這股勢力擊潰，不然美國只會每況愈下，無可救藥。“

    “你真的這樣想？”尼克遜問：“啊呀，我也這樣想。這些話我不能公開講，但我的確這樣想。”

    “嗯，你當然不能公開講。不過，如果你連任，也許我們可以做點什麼，”培理回答說。培理提到很多猶太裔傳媒中人是他的熟人，“他們圍著我團團轉，對我很友善，因為他們知道我對以色列的立場友善... ...他們倒不知道我是怎樣看他們對美國的影響。我也無權無勢，奈何他們不得，但若有適當時機，我一定會挺身而出。“

    “你千萬別讓他們知道你的想法。”尼克遜說。

    三十年後，培理讀到聽到這段談話，震驚萬分。2002年三月一日，培理發表道歉聲明：對於此事我毫無記憶，但為了三十年前總統辦公室中我與尼克遜總統及賀得曼先生的談話，我深深致歉。這些話不代表我的立場。多年來我致力建立猶太人與基督徒之間的橋樑，以後仍會竭盡所能支持一切促進群體之間互相了解尊重的努力。“

    但傳媒早已磨刀霍霍，喧聲四起。評述員說：“這個美國的偶像，堪稱美國的精神領袖”心中竟然藏著反猶太思想，他一貫為共產國家中受逼迫的猶太人請命，豈非一道煙幕？反對葛培理事工的人過去因著美國人對他的擁戴而不敢吭聲，如今樂於得著這口實。對葛培理的眾多仰慕者來說，這事叫他們困惑憂傷，也有人力圖替葛培理辯解，為他脫罪。

  “紐約時報”刊登一封函件，將此事放在一個更清晰的亮光下。投函者是美國猶太委員會的滕能邦拉比的遺孀。她說，培理每次前赴東歐國家布道前，總不忘來電問她有何可為猶太人效力之處，並且“他在幕後的工作使不少蘇聯猶太人獲釋。”她又提及在1973年戰爭中，培理曾致電尼克遜總統，促使美國軍援以色列。信末說：“先夫若然在生，今日必為他的好友辯護。”

    培理所求的卻不是為己辯護。2002年三月十六日，他在一份詳盡聲明中說：“我想不通自己當年為何出言不遜，無論如何，我不曾對總統的話作出否認，那是我的錯，我謹向因此被冒犯的人衷心致歉。

    “記憶所及，當年我沒有對任何群體存有偏見或敵視，對猶太人尤其沒有，今天更當然沒有。我當日隨口而出的話，不代表我對猶太人的愛心。我恭謹謙卑地請求猶太社會中人，細察我多年來為猶太人努力所作的一切，這些行動，與我當日在總統辦公室所說的話，是毫不相符的。

    “聖經說，”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你要除掉邪僻的口，棄絕乖謬的嘴'（箴言4:23-24） 。這句話說得真好，我每天都要在神面前更新自己的心，求神賜我恩典與力量。“

    年事已高的培理，深切反省之餘，明白了一個道理。他說，“我的一生絕大部分時間都在學習行走天路，就是不斷學習，改變，成長，邁向成熟。我對我的信仰和訊息有愈來愈深的體會，其中一樣，是對人權和種族問題的理解。

    “種族歧視，反猶太主義，宗教仇恨，都不該容於人的心思意念。我呼籲所有人反躬自省，在神面前更新心意。惟有憑著神超然的愛所改變的生命，可以解決人世間的問題 ... ...“

    培理結束說，“舊約詩人的話，是我每天的安慰：”耶和華有憐憫，有恩典，不輕易發怒，且有豐盛的慈愛'（詩 103:8）。在每年猶太人的贖罪日，這群體都提醒我們要悔改，要求神赦免。神的憐憫和恩典叫我有希望。我有希望，全世界也有希望。“

    1974年八月水門事件高峰時，培理正在歐洲主持籌備經年的“洛桑大會”，然後入院治療發炎的顎骨，亦因此免去作為尼克遜總統私交的最難過時刻。尼克遜辭職後，培理約晤致電均遭拒絕，直到十一月始再通電話。

    1975年三月，在新墨西哥州阿伯克基市布道大會舉行前不久，培理應邀到聖克拉蒙蒂探訪尼克遜。“此行目的十分簡單，旨在表明家父家母對他的愛與信任始終不變。“茱莉•艾森豪威爾寫道，”葛博士叫我最為深刻的印象，就是他從沒有一種“我比你神聖”的態度，也毫不矯揉造作。他平易近人，愛心真摯，他的確與眾不同。“一段更新又進深的友誼，大大加速尼克遜的復原，使他在離世前的歲月，重新成為得人敬重的政治領袖。

    水門事件一方面是失望的陰影，另一方面也突顯了培理的愛心和誠信。美聯社的喬治•康奈爾說：“真正朋友份屬罕見，尤其是在那樣的形勢下。經不起考驗的友誼，是淺薄不真的。在這件事上，我要向葛培理脫帽致敬。在保持友誼甚難，代價甚高時情況下，他做到了。朋友失勢，自己怕受株連，此乃人之常情。能夠保住友誼的，是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