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至1977年第三部
 

17，往東歐去

    1977年九月，葛培理事工翻開了為期六年的新一頁：在東歐國家布道。與此同時，他也得著更多機會在美國本土和其它國家布道。這六年以1983年夏盛大的巡迴布道大會作結 - 但與其說是巔峰，不如說是下一階段之始。培理的目標逐步實現：將基督福音盡力傳給最多的人，在各地人民之間搭建了解的橋樑，致力促進國際和平。

    1977年九月三日，培理，路得，巴魯斯和一小隊同工抵達奧地利維也納一家酒店，心中忐忑不已。他們獲邀到匈牙利去。他們知道在匈牙利這次為期一周的行程舉足輕重 - 以後能否開展在東歐（甚至蘇聯）的事工，全看這次行程結果如何。

    培理盼望去匈牙利布道，已盼了二十年。1977年這突如其來的邀請，是華達•史密斯夥同一位匈裔美籍醫生兼牧師哈拉塞提與有關人士耐心努力斡旋五年的成果。另一位功不可沒的，是匈牙利當地“自由教會協會”會長巴路泰，這位佝僂的領袖鬥志頑強，性格複雜，不太受基督徒歡迎，卻經常替基督徒請命。巴路泰別具慧眼，從老遠察出培理過人之處，甘願豁出自己的名譽地位，安排培理來匈牙利。

    巴路泰要冒險，培理也要冒險。除了中國大陸，東歐是另一處人口眾多而培理未曾踏足講道的地土。一些美國同胞可能會攻擊他，說他靠攏共產主義。可是，他豈能僅僅因為一些人活在另一政治意識形態之下，而拒絕服事他們的機會呢 - 何況大部分人根本沒有選擇意識形態的機會？

    培理在匈牙利的首項活動，是在主日下午於一個浸信會青年營地講道。營地在布達佩斯以北十六哩，位於多瑙河畔。法律規定，宗教聚會必須在教會物業內舉行，又不許公開宣傳。“有人估計會有三千個參加者。”培理在日記中寫著，“通往營地是一兩哩長的泥路。我們坐在車上，看見男女老少魚貫步行前往，有的穿了做禮拜的最好服飾，有的農婦穿著黑長襪子，黑長裙子，帶著披肩。“原來每兩分鐘就有專車把參加者載到泥路口。除了指揮交通的警察，再沒有別的警察在場。

    匈牙利基督徒和天主教徒暫時擱下宗派界線連成一氣。聚會消息不脛而走，信徒甚至打長途電話給親友作出邀請，於是人們坐火車，飛機，汽車，從各地各方而來。有一千個捷克人來了，還有從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而來的人。從莫斯科來了一隊浸信會高層領袖。從匈牙利各城各鄉，信徒帶著未信的朋友同來，人數累萬盈千。

 
    參加者中有一半年齡在二十五歲以下，但最叫當局驚訝的，是什麼年齡的人都有。警察估計當日擠在營地上的人數逾三萬，在營地的十二畝地方，以至籬笆以外，白楊樹和洋槐樹下，都站滿了參加者。這是二次大戰以來，匈牙利最多人出席的講道聚會，對所有的信徒來說，不分年紀，不分宗派，都是一支強心針。培理和路得上台就座時，掌聲雷動，良久不止。

    “詩班太感人了，”培理繼續說，“匈牙利人熱愛音樂，天生美好歌喉。講台是用木臨時搭成的，十分簡單。我開始講道，日頭無情地曬著我們。一位胖胖的女士悄然走到台上，把陽傘遞給路得。我講了“約翰福音”3章16節，簡要地陳明神愛世人的事實 - 不拘我們的背景是什麼。“藉著哈拉塞提醫生完美無瑕的傳譯，培理以“搭建民族橋樑的盼望”為引子：“我來自一個不同的社會制度，”培理說，“但我們在基督裡是血脈相連的兄弟姊妹。”他翻開聖經，誦讀經文，然後指出：不管你活在什麼制度之下，神愛你。

    培理閒話家常式的引子深得人心，人人甘之如飴。他清楚簡明的傳講基督，要求人作出決定，正如在印度，南韓，南非，南北美洲一樣。培理寫道，“講道將完時，我請他們舉手表示真心願意信靠基督，山坡上有好幾千人舉了手。“其中不少是信徒子弟，在信眾激勵下公開表明自己的信仰 - 雖然明知此舉可能會損害前途。一個奧運金牌選手，信義宗牧師的兒子，在這次聚會中獻身傳道，準備接受神學訓練，即被悄悄逐出國家田徑隊。

    會後，當地教會領袖陪伴葛氏夫婦到多瑙河畔的施凡斯酒店午膳，然後坐觀光船回布達佩斯去，兩岸是風光如畫的村莊，教堂，田園。到達市中心，已是入暮時分，左岸閃耀著燈火通明的國會大樓，右岸是皇宮以及矗立堡壘山上的聖馬提亞大教堂。

    他們徑往太陽街浸信會去，培理回憶說，“接近教堂時，我們看見教堂前的空地和街道都擠滿了人 - 都是擠不進去的人。揚聲器將教堂內聚會情況傳到外面及附近幾家教堂去，那些教堂也是座無虛設。當晚聚會時間很長，擠滿人的教堂十分悶熱，但人們渴慕福音，聚精會神的聽著 ... ...我經過漫長的一天，雖覺疲倦，但講解信靠基督是什麼意思時，神賜予我力量。

    “聚會一完，到處都響起卡噠聲 - 原來是好幾十人關錄音機的聲音。”那些錄音帶被翻錄又翻錄，送到匈牙利以至東歐各地。於是，未能親自赴會的人也能聽到培理和哈拉塞提的聲音。

    有不少幹部和廠長也都懷著好奇心而來，其中也有誠心慕道的。隨後幾天，培理在多所浸信會小教堂講道，場場爆滿，只可惜尋常百姓無法獲得有關消息。不過，培理確知他的到訪鼓勵了當地的信徒（他們有的公開身份，有的隱藏身份）。而且，縱然這次布道不是全國性的，但不少高層官員和教會領袖深深受感。其中有宗教事務部長米克洛斯，他按官方立場是無神論者，成了培理的好友。

    有兩位當地基督教領袖，一位是信義宗的蓋迪主教，一位是改革宗的巴塔主教，曾經公開抨擊葛培理並拒絕借出大教堂給布道團，後來亦出於禮貌參與培理的聚會。藉著私下的傾談，公開的聽講，他們終於明白葛培理並不幼稚膚淺，思想狹隘，忽略教會的社會角色。一年後，巴塔回顧說，“我很感動。他的熱誠，敬虔，坦率，謙卑 ... ...他那句'我來是向你們學習'尤其深得我心。“其後兩位主教也看見培理的誠信 - 不會當著他們的面講一套，在他們背後講另一套。對其中一位主教來說，培理的到訪，更叫他的信仰綻放了新的花朵。

 
    葛培理到訪匈牙利，大大改善了東歐政府與基督教會的關係，同時幫助了較小的群體（例如循理會，浸信會）重拾信心，得著新的服事機會。此外，美國人無疑借此加深了解匈牙利人的生活與信仰，尤其當葛培理布道團的影片在美國電視台播出後。作為葛培理第一部關於東歐的影片，瑕疵難免，但有參考意義。

    匈牙利之旅是培理事工的另一個里程碑，為他打開社會主義國家的門。他有了新的事奉：把永生基督介紹給信奉無神論的高官，幹部，黨員。

    一年後，波蘭舉辦了為期十天的“葛培理布道大會。波蘭人以天主教徒居多，而當時政府是無神論的。邀請培理的是波蘭浸信會聯會和波蘭合一協進會（協進會代表天主教以外宗派），不過，天主教前所未有的向葛培理大開中門。克拉科夫樞機主教沃伊蒂瓦大力支持這次邀請。其後培理抵達克拉科夫時，沃伊蒂瓦卻身在羅馬，在培理離開波蘭那天，沃伊蒂瓦獲選為教宗 - 就是若望保祿二世。

    培理在波蘭的所有聚會，都在開始前幾小時全場爆滿。在華沙，信義宗，改革宗，浸信會的大教堂都用上了，還有天主教的諸聖堂;宏偉的諸聖堂壁上掛滿名畫，巨大的巴洛克式聖壇背後，是一幅展示基督復活榮耀的巨畫。聖壇前面站著一個浸信會的詩班，會眾擠滿了教堂內外，一直延伸到堂外的草地一那是公眾地方，但警察沒有干涉。

    不論在華沙，或培理旋風行程中的其它五個城市，培理傳的都是簡單易明的訊息。訊息加上誠懇，感動了渴慕在社會經濟危機中生命得以深化的人們 - 不分教士與平民。不足一年後，波蘭發生巨變。

    在團結工會成立初期，工業重鎮卡托維茲經常見報，這城裡有一座宏偉的現代化大教堂，名為基督君王大教堂。培理布道當日，大教堂擠了一萬三千人，把走廊的紅地毯，祭壇的台階都遮了。全場鴉雀無聲，聽培理宣講“加拉太書”，“我斷不以別的誇口，只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大教堂的地窖，葬了不少聖者，其中一位是那著名的聖方濟會教士，他在奧斯威辛集中營為人捨命。對培理呼召作出回應的人，都到地窖去接受陪談 - 這是其它波蘭教堂提供不到的跟進事工，結果接受陪談的有二千人。卡托維茲主教貝諾茲曾經問主辦布道大會的浸信會牧師：“你們浸信會在卡托維茲有多少會友？“他答：”三百。“主教再問：”那你們怎用得上我的大教堂？“如今主教看見這盛況，驚喜之餘，站在講台上高聲說：這是我教區有史以來最興旺的一次合一運動！“兩個月後，主教寫信給培理說，那次合一運動大大加強了他教區內的基督徒合一;此外，在全波蘭的主教大會上，他所聽到的“盡是對葛培理講道的好評。”

    布道大會也叫大多數天主教徒對浸信會信徒刮目相看。有許多天主教徒參加了跟進小組和查經班，這對早前已在波蘭紮根的讀經運動頗有推波助瀾之功。培理此行也叫波蘭的聖經銷量激增，可惜由於紙張供應不足，未能馬上滿足需求，但直到兩年後，在1982年十一月到1983年一月的三個月內，華沙聖經公會仍售出四萬七千本聖經，三萬六千本新約全書。

 
    葛培理影響了波蘭，波蘭也影響了葛培理。波蘭之行使培理大得鼓勵，得著幫助困難中的東歐基督徒的經驗，也為日後在社會主義國家的事工鋪路，因為廣結了不少朋友。還有，他有機會親身體會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可怖。

    葛氏夫婦曾在家鄉聽一個美國高官講述超級大國之間爆發核戰的可怕結果，使他們極其震驚。培理比美國的普羅大眾要早幾年知道：人類有能力在幾小時之內將自己殺盡滅絕。“人類的科枝力量，已大大超越了控制科技的道德力量。我專心查考聖經，恍然明白了自己的責任。”他決定不再緘默。

 
    他選擇了在奧斯威辛 - 位於克拉科夫與卡托維茲之間，昔日納粹集中營的所在 - 發表首篇促請全球裁減核武宣言：“人類文明危在旦夕... ...全球瘋狂的軍備競賽若不遏止，最終必帶來一場極大的天火 - 相比之下，奧斯威辛的苦難，不啻小巫見大巫。“在這篇廣被報導的演詞裡，他籲請各國領袖 - 不論政治取向與意識型態，務必拋開民族尊嚴與軍事優勢，而把人類存亡放在首位。他又呼召基督徒“為世界和平，為各國各族彼此复和，重新奉獻自己給主耶穌基督。”

    培理站在“死亡之牆”前發表上述演說，當年曾有兩萬人在這裡被槍決。參觀毒氣室時，人類受苦的場面活現眼前，他強忍著眼淚。牆上嵌了十字架，供人擺放鮮花悼念死者。培理和路得在牆前放下花圈，跪下禱告。奧斯威辛的刻骨銘心的印象，使培理矢志推動裁減核武。不論公開場合或私下晤談，他所求的不是單邊裁軍，而是全球各國一同銷毀所有核子，生化，激光武器。

 
葛培理在波蘭奧斯威辛 - 昔日納粹集中營所在。

    自此，他在世界各國傳道，例必宣講國際和平與人心平安的訊息。如他所言，軍備競賽成了他的“社會關懷首要課題。”

    1981年一月，培理再訪波蘭，接受榮譽神學博士學位，然後到匈牙利接受另一榮譽學位（頒授典禮在國營電視台上播出）。隨後他到羅馬去，與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進行首次私人晤談。兩個都是愛基督，愛人類的領袖，一見如故，十分投契。

    在波蘭境內，“葛培理布道大會”餘音裊裊。“你的事奉超乎我們所求所想，”培理的傳譯員，合一協進會書記波力克寫信給培理說：“所有信徒因著神的道而團結一心，這實在是歷史創舉，你的事奉也叫個人和教會得著新的動力。“那次大會誠然切合時需：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上任，團結工會崛起，社會的新自由，軍法統治結束。

    1983年六月一日，波蘭電視台播出葛培理的1978年布道之旅影片，這影片在美國曾造成不少震撼。波蘭電視台原是宗教節目免問的，如今有機會看這影片的人有四五百萬，影片訊息簡單易明，呼籲人全心信靠基督。“這影片有非常重大的貢獻，”波力克說，“波蘭人也非常欣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