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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柝声弟兄生平简史
让我爱而不受感戴，让我事而不受赏赐； 这首格言诗是倪柝声弟兄在一九三○年代写的，这首诗很恰当地概括了他的生平和职事。 倪柝声在一九○三年十一月四日（农历八月十五日）生于中国的汕头市，他的出生是神对他母亲祷告的答应。他母亲倪林和平生怕她会像她那位生了六个女儿的表姊那样只生女儿。和平已经有了两个女儿，在那时她虽然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然而她求神给一个儿子，并且许愿要把他献给神。第二年她就生了一个儿子，并按着倪家宗族的辈分取名为述袓，意思是继续光大祖先的荣耀，他一直用这个名字，直到一九二五年才改名为柝声（击柝守望之人）。 倪柝声在六岁时随家人回到原籍福州，他从由家里聘请的老师那里受到初期的教育，学习书法，读了两千年来成为中国文化基础的四书、五经。在学习上他一开始就显出他的聪颖敏慧，在儿童时期柝声很活泼好动，因此他比他两个姊姊更多受到责罚，他的两个姊姊为了保护弟弟免受责罚，有时就把柝声闯的祸揽到自己身上代他受过。 一九一六年倪柝声十三岁就读由行道会（圣公会）于福州所创办的三一书院，接受西方式的教育。从该校可以直接升读英国的三一学院，而这里的教师，主要都是出身于都柏林三一学院的爱尔兰籍宣教士。由于他卓越的才华，无需怎样用功都能名列前茅。他虽然遵守了基督教的传统，受了洗礼，领了圣餐，上了主日学等等，可是他并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作他个人的救主。他贪爱世界，且寻求属他的荣耀；他喜欢读小说，看电影；他给报馆投稿，又用他所得来的钱去买彩票，他曾一度担任过学校里学生会的主席。 在这个时期，中国正经历着全国性的动汤不安。柝声作为一个青年，自然也会受到在他四周发生的政治运动的影响，与此同时，他对教会和传道人显出了强烈的憎恶。他藐视传道人，认为他们都是西教士的走狗。当他父亲告诉他说，他已经被许愿给神，长大了作传道人时，他极不同意；他坚定地回应说不能那样，他清楚说出他已按照一个极不同的方向计划了他的前途。倪柝声发誓说他决不作一个传道人。 一九二○年二月下旬，有最初的华人传福音者中之一位余慈度小姐来到福州，在美以美会天安堂领复兴聚会。柝声的母亲，跟余慈度早就认识，她去参加聚会并且得救了。中学里的男生本可以自由参加这些聚会，也有一些男生去参加了。可是柝声却一直不去，他母亲请过他去参加，他却谢绝母亲的邀请。在那个时候，他确实恨他的母亲，因为在一月分初，寒假末了的一天，家里的一只很值钱的瓷花盆被打碎了，他的母亲认定是她儿子柝声干的，就使他受了一顿叫他感到屈辱的责打；后来虽然她发现她打柝声是打错了，但她并未认错。 现在倪家妈妈已经得救了，她开始举行家庭聚会，当她坐在钢琴前要弹第一首赞美诗时，她深深地受到神的灵的责备，叫她必须在正式聚会之前向儿子公开认罪。令全家人感到极其惊奇的是她忽然站了起来，走到她儿子旁边，用手臂搂着柝声，并且哭着说：“因主耶稣的缘故，求你饶恕我冤枉打你并且向你发怒的罪。”这件事深深地摸到了柝声的心，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人的父母能这样子蚀面子，如果生他的母亲能有这样的变化，那一定在这位外地来的传福音者的讲道中有点什么很有能力的东西。他想基督教必定是比一些信条更多得多，这位传道小姐是值得去听一听的。于是在次日早晨，他就告诉他妈妈说他准备去听余慈度小姐讲道。 年轻的倪柝声照他所许诺的去聚会了，就在这一个晚上，他的心被福音摸着了，他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真的，他对于接受福音当然是毫无疑难的，但他有一个严重的不安。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在鼓浪屿的同工聚会上他提到他自己得救的故事，下面是他自己的见证。 在一九二○年，当我参加了余慈度小姐领的复兴会之后，我心里经历着很大的斗争。一方面我必须解决我接不接受耶稣基督作我的救主这个问题：另一方面我还必须解决我是否决定做他的仆人的问题。因为我感觉到我若接受耶稣作我的救主，我也必须同时接受他作教的主；我就该一生服事他。那时我才十七岁，我有过许多美妙的理想，我花了很多力量为着将来编制了一个伟大的计划。在这一点上我可以谦虚地说，（在座中有几位是我的同学，他们能为它的真实性作见证，）我若努力去实行我的计划，我是很容易成功的。因此，我接受主的救恩必须是双重的：我必须不但是从罪恶里被拯救出来，我还必须从世界里被拯救出来。我深信我不能不理主的呼召，我不能光做一个得救的人而不作一个事奉的人，我要这两件事同时出现。 那天睌上（一九二○年四月二十九日），时已深夜，我独自在房间里要解决这两个问题。我跪下祷告，起头我并没有什么话要说，过一会儿，在我毫未想过的情况下，开始看到我许多的罪显在我的跟前，我看见我是一个罪人，我生命中从来没有像这样子地看见我的罪。是的，我实在看见了我的罪；而同时，我也看见了主耶稣。一方面我看见我的罪是那么乌黑，而另一面我也看见主耶稣的血是那么鲜红；我看见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他亲身担当我的罪，好像主亲口呼召我说：“我已经担当了你的罪，我正等候你来！”在这种大爱的冲击下，我怎能再抗拒呢？过去我曾嘲笑信耶稣基督的人，然而那天睌上，我再也不能嘲笑他们了。我求主赦免我的罪，我承认我的罪，这些罪的重担就立时脱落了。 正当那时，在我身上发生了许多新事情。我第一次确认我是一个罪人，我第一次祷告求主赦免我的罪，我第一次把真喜乐和平安接进我的心中，并且也晓得我从前的平安喜乐都是假的。祷告之后，我站起来，感到极大的自主，我整个的房间似乎像是充满了光，我不晓得我身处何境。 过去那些年，我所计划的所有事情都完结了。对别人来说，放下他们的理想和计划也许还容易；可是对我来说，这一件事实在证明为极其艰难。然而那天睌上我接受了一个新的生命，我的得救和我的蒙召这二者就同时解决了，从那一个夜晚起，我从不怀疑我的蒙召；就在那一个时刻里，我知道主已经救了我，我知道他曾死过并且现今为我活着；所以我也必须为他死，为他活，我必须一生服事他。 我得救以后，还继续在学校里读书，当其他同学带着小说到课堂上去读时，我郤带圣经。以后不久我去上海，到余慈度小姐那里，为要学习服事主，可是只住了一个短时期，她就叫我回去，她没有解释为什么这样，她只简单地说留在那里对我没有益处，后来我明白问题出在我身上──那是因为我作为一个青年人，我喜爱美食、华衣，并且早上腄到八点钟才起床。 回到福州以后，我继续我的学业，我不灰心，因为我知道神已经呼召了我，我知道我有许多软弱，但是神并没有丢弃我，虽然我有时发脾气也显出别的一些坏习惯，但是我的同学们仍然公认我的确跟从前不一样。 当我刚得救的时候，我还不晓得怎样引人归向基督，我想我对他们讲的话越多就越好，如果我多多的讲，人就能得救。但是我完全失败了，因为没有人得救。我觉得我毫无能力。 以后，我遇到一位刘教士（Miss Groves），她问我自从我得救以来领了多少人归主，我回答说，我向我的同学传了福音，只是他们不愿听从，所以毛病出在他们身上。可是她却认为毛病可能出在我身上，她进一步查究下去，并问我是不是在神和教中间有什么阻隔──是不是有什么隐藏未承认的罪。我不能不承认是有这种事情。她问我愿不愿意马上对付，我对这一个查问作出了肯定的答覆。 她进而又查问我是怎样向人作见证的。我说我没有计划，我只是讲我觉得喜欢讲的东西，而不管他们听不听。她告诉我这样做是错误的：“你先要对神誽，以后才对人说。在你向他们为神说话之前，你首先要把人放在神面前，你要祷告神，寻求明白神要你为谁祷告，把他们的名字写在本子上，天天为他们祷告，以后在机会到了的时候，你就向他们传福音。”她的劝告我接受了。 就在那一天，我对付了许多的罪和不义，我求主用血洗净我并且赦免我的罪。从那天以来，我为那些名字记在我本子上的人祷告，起头我不断地为他们祷告。我觉得这样作更困难，因为我没有几话能说；连在班上上课我也暗暗地为他们祷告。几个月之后，我的同学们把我当作一个笑柄，当我走近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说传道人来了，但是他们其实并没有听从我对他们所讲的。 嗣后我问刘教士，在我照她所教给我的方法都做了之后，为什么仍然不见效呢。她鼓励我继续祷告，直到有些人得了救。感谢主，我能作见证，名字记在我本子上的人，除了一位之外，全都得救了。我记下来的人一共有六、七十位，这样，我就学习了要一直祷告不要中断的功课。 倪柝声到那里去都带一本圣经，他经常读圣经，他有一次作见证说他连续不断地每天读十九章。他还用不同的方法来查考圣经，他在不长的时间内读完好几遍全部新旧约圣经。他有一个照相式的脑子，有惊人的记忆力，他所读过的东西他都能够记住，而且他对圣经真理的认识大大增长。 在查考圣经中，他确知他必须顺服主去受浸，于是他于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在福州市郊的白牙潭受浸，倪柝声在这一个重大时刻宣告说：“主，我将我的世界丢在背后，你的十字架已经使我与它永远分开，并且我已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我现在是站在你已经把我放在基督里的地位上！” 在倪柝声的心里，他要遵循圣经里所有的每一件事，而圣经里所没有的，他却什么都不要。这样当他继续不断地研读神的话语时，他感到需要在主的桌子前单纯地记念耶稣的死。他把这一个看见告诉他的朋友王载，恰好他也有同样的信念，这样就在一九二二年年初的一个主日晚上，他们三个人──王载夫妇和柝声──在王载所住屋子的一间小房间里擘饼。在这样的敬拜中，他们得到极大的喜乐和释放，以后又有别人参加进来。 为了更多地有属灵的长进，他到和受恩教士（Margaret E. Barber）那里去接受帮助。和教士第一次是在圣公会的关系里于一八九九年来到福州，然而她一九二○年回到福州时，却跟任何差会都不发生关系而单单倚靠主，她住在白牙潭一幢平房里，她与她的同工黎教士（Miss Ballard）切切祈求神兴起青年男女带领中国的农村归向基督，这些被主兴起的青年人很自然地就到她这里来得帮助。 柝声继续讲述他得救的故事，他说： 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圣灵的能力，在工作上就不能有果效，我必须在神面前仔细对待这个问题。我需要寻求圣灵的能力，所以我再到教属灵的姊妹和小姐那里去请教。我告诉她在我的活动圈里有一些人得救了，我岂不需要接受圣灵的能力，或说是被圣灵充满，好叫我能得着更多的人么？她回答说，是。那时我很年轻，在许多属灵的事上无知，我知道神已经救了我并且召了我，虽然我尚未完全得胜，但是我生活上许多不合式的事已经除去。我进一步请教她有什么途径、什么方法，使我能藉以被圣灵充满。她的回答是我必须将我自己奉献给神。我对她说我已经将我自己献给他了，但是我仍然看到我的自己，我要怎样才能更多的献上呢？她的答覆是要我求神接纳我的奉献，正如我当请人接纳我的礼物一样。当我再问她怎样能叫神接纳我的奉献时，她告诉我一个故事： “浦力金先生（Mr. Prigin）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青年人，在他牧会的同时，他也在攻读哲学博士的学位，在他最后一次口试之前的两个月，他的教授们确认他将毫无困难通过这次口试。此时神要求他放下他的雄心大志。原来他曾多次求主用圣灵充满他，因为他对自己灵性光景不能满意，也感觉到自己缺乏能力，他企图用作一个哲学博士来事泰他总会更叫神得荣耀的这个建议来跟神争论，然而神指示他说，他没有这种需要，如果他要被圣灵充满，他必须不去应考。他很是困窘作难，他为了这个争端愁苦了两个月，就在下一个星期一要考试之前的星期六，当他照常为了主日传讲的信息而在主面前等候的时候，他还是因着内心的争斗而苦恼。在艰苦挣扎中，他最终向主降服，并通知学校当局他不来参加最后的考试。此时他已经是那么疲惫，以致无法为次日的信息作预备。当他在第二天站上讲台讲道的时候，他只是对会众讲述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故事，全体会众的眼睛都润湿了，他成了一个被主大用的人。” 柝声在鼓浪屿一九三六年的特别聚会中继续说： 在我听了这个故事之后，我告诉主说，我愿意除去一切拦阻我接受圣灵能力的东西。在一九二○到一九二二年之间我曾承认我的罪，并向至少二三百人赔罪认错，我把每一件的罪都看作是一个障碍，如果我承认了这一切的罪，我就一定会得到能力，这一切我都做了，然而我依然没有得到能力。 一九二二年的一月，在亭子已经有主子民的一个小聚会，我记得有一天是我要在那一天讲道，我就打开我的圣经要找一个合式的题目，我恰好读到诗篇第七十三篇二十五节，上面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在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我承认我不能像诗人所说的那样来说这些话。那个时候，我知道有东西妨碍着我和神之间的关系，因为我已十年多深深地爱上了品蕙。那时她尚未得救，我曾努力向她传福音，她却常常笑我。我们是真挚地相爱着的，我让她笑话我所传讲的主耶稣。她在我的心里常常占有很大的地位。我曾经常问我自己，我是否继续让她在我心中占据这么大的地位呢。大家都晓得当一个青年人在恋爱的时候，叫他把所爱的放下是极其困难的。虽然我在嘴上对神说我愿意放弃她，可是我心里却不甘愿这样作。现在我再读诗篇中的那一节，我老实承认我不能将她放下。在那整整一个星期里面，我不能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神的灵指出，就是这一个争执成了我被圣灵充满的拦阻。在这一天，我还是讲了道，可是我并不晓得我讲的是什么。 后来，我跟神讲理，我求他先给我能力，然后我愿放下她。但是神从不跟人讲理由，在我不成熟的情况下，我向神许了许多愿：我愿意去西藏传福音；我许愿说我要作这个作那个，可是神都不要听。他的手一直指出这个女子是我的阻碍，不管我怎样祷告总是不通。我的心实在沉重，我甚至要求神改变他的心意，但是神不能这样，他仍坚持要我对付这一件事，这就像一把利剑刺透了我的心。神要我学更深的功课，否则，我在他手中就没有用处。 次天早上我还去讲道，下午我在房间里，心里很沉重，我告诉神，因为下星期一我要回学校去，我要他用基督的爱充满我，现在我愿意将我的爱人放下，基督的爱那样地激励了我，使我决心将她放下。作了这个决定之后，我能从我心里说出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五节的话来了，我里面充满了说不出来的喜乐，虽然我还没有上到第三层天，我却能说我已经到了第二层天。我是多么快乐，我充满了喜乐。现在世界对我已经变得没有价值了，我觉得我好像是瓢浮在云彩上面。在我得救的那一夜，我的罪担滚落了，而这一个白天（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三日），在我心里所有的障碍都挪开了。这之后不久，许多人得救了。 据说柝声在这次将心献与神之后，他改换了服装，穿上了粗布衣服，拿着一叠福音招贴纸，到街去把这些招贴纸贴在墙上，他就是这样真实地与世界诀别。在这个时节他还写了一首诗歌： 主爱长、阔、高、深！实在不能推测！不然像我这样罪人，怎能满被恩泽？ 一九二二年的第二个学期，传福音的聚会开始在校内举行，好几百人经历了神拯救的恩典。在中午和傍晚，学生们在校内的礼拜堂里祷告，学校的校监（训育主任）因学生没有违反校规的事件而感到惊奇。在假日，学生们（在胸前、背后穿上福音字牌──福音背心）出到街上去传福音。一九二三年一月，李渊如小姐（过去是一个公开表示的无神论者，现在是全时间服事神的传道人）被请到福州来主领福音聚会。虽然只安排了四次聚会，但得救的人很多，柝声和他的同工们感到需要延长，神的灵大有能力的运行，叫聚会不能停止，每一次都有许多人来听福音。倪柝声回忆说：“我从未见过这么大的复兴，天天都有人得救，看来好像是人只要碰到我们就会得救。”这种光景延续了约一个月之久，他们就正式地租了一个地方聚会（在仓前山的十二排），这就是福州工作的起始。 倪柝声继续讲： 一九二三年我还是一个青年人，我有六位同样年龄的青年同工，我跟其中的一位常常彼此有争论，我们各有自己的性格和特有的脾性，我说他错了，而他却说我错了，每星期五我们有同工聚会，我们两个人时常争辩，其他五位只好坐在那里听我们两个人的争论。我承认有时是我错了，但是我又相信他弄出来的错误比我的更多。要承认自己的过失还容易，要饶恕别人的过失就为难。我常在星期六去看和教士，把我的申诉带到她面前，我告诉她我的同工在这件事上那件事上是多么的错误，盼望她劝戒他，那时她总是对我说：“他比你大五岁，你要听他，因为圣经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彼前五5）” 我问她不管有理无理，我都必须顺服他么。在这一点上我估计，我是决不会那样作的，基督徒也应当讲理嘛。她还是不听我讲的话，她只是坚持圣经上所讲的。我心里面很生气，为什么圣经讲这种话。但我在她面前还不敢发脾气。大多数的星期六，我都到她那里去控告那位比我大一点的同工，但是她常常总是作出同样的答覆──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她再三地这样讲，我总是以失望而告终。 在某一个星期五下午，我跟那位年长的弟兄争得很厉害，晚上我回到我的房间里大哭起来（现在我能笑；但在那个时候我常生气，难得笑），我想再到我属灵的姊妹那里去，藉此我可从她那里得到一点同情，并且至终让她为我伸雪，谁会想到我从她那里完全得不到一点同情，反倒重重地挨她的责备！我深悔自己比那位年长的弟兄晚出世五年。 还有一次，我们两个弟兄又争吵了，这一次我认为他是完主不合理的，我很有把握地认为现在我能被证明为正确的了。所以我就再到和姊妹那里去告那位比我年长的弟兄，我问她像他这样犯了这么重大错误的人，我还要顺服他么？她回答说：“对或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我问你，今天你在我面前用这一种态度告你的弟兄，你这像是一个背十字架的人么？你是有羔羊的灵么？”经过了这许多年之后，我仍然不能忘记那一天她向我发出的问题。在那位年长弟兄和我之间的相争为期一年半之久，连在现在我重新提到它的时候，就在今天我也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学习时期。我赞美主，因为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在这一年半里面，我开始懂得十字架的意义是什么。今天我们在中国有五十多位同工。我若不是在那一年半里学了功课，今天我就不可能跟任何人同工。在那十八个月里面。我没有机会表达我的意见，也不能看见我的意见可被证明为正确，我屡次回到我的房间里去哭泣，我很是受苦。但是当我今天回想这一切的时候，那十八个月实在是太宝贵了，神知道我是一个很难办的人，所以他就安排一种特别的环境，藉此来磨平我所有的棱角。感谢赞美主，他的恩典把我带了过来，今天我要到我年轻的同工们说，如果你不能忍受十字架的碾磨，那你在主的手里就是无用的。只有羔羊柔和谦卑的灵，才会蒙主称许。在他面前你的雄心大志和才干是无用的，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你的态度应当历久不变的是：我不要跟人讲理由，而是要甘心背十字架。在教书里面背十字架，不讲理中，乃是一条定律。 在这一个时期，倪柝声的属灵悟性增长了，他分清了律法与恩典的不同，从而他能传讲纯全的福音，他也蒙主带领传讲国度与永生的不同，传讲恩典与赏赐的不同，传讲主的再来。他到好些地方带领聚会，倪柝声在一九三六年叙述道： 从一九二一到一九二三年，得救的人数已速增加，起先我认为抓住传福音的聚会就构成了神整个的工作，但是及至一九二三年，我认识到了这并不是他全部的工作，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看见神要在各个地方兴起教会，并且在教会里不是成为一个得救的和未得救的混合物，在世界里是麦子和稗子一齐长，但在教书里却不是。在中国诚然是有灵魂的收割和复兴，但也需要有教会的见证：需要有人在各地维持神的见证。现在我明白这是神的定旨，然而由于我的这位同工没有这个亮光，我在主所把我摆在的福州的聚会中，灵里面非常受试炼。在亮光上我们各人领受的不同，我们作工的方法也就不同；我的弟兄的工作中心是传福音、复兴，而我则要连立地方教会。 一九二四年：“按立”这个问题在福州成了倪柝声跟他的同工们中间发生争执的要点。他们中间有些人想要从上海请一位被按立过的宣教士来按立他们做牧师，对此，倪柝声强烈地不同意，他相信按照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牧师乃是升天的基督给他教会的恩赐。他承认神的按立而不是人的按立，他还讲一篇关于在以色列人中间的约柜的信息，大意是说约柜一离开了示罗后就不再回到那里去了，这表示警告信徒不要倒退到老路上去，这就叫那些寻求人的按立的弟兄们大为生气。 此后不久，当他出门传道的时候，在福州的他的同工们正式宣布赶逐他离开福州的工作，这就激起了聚会中许多弟兄们的忿懑不平，他们决定要保卫柝声。然而为了避免分裂，他悄悄地离开了福州。在那个时候，他写了一首诗，表达了他对那种处境内心感觉： 我若稍为偏离正路，我要立刻舒服；但我记念我主基督 如何忠心受苦。 离开了福州，他到了南京和上海，他从主得到记在路加福音四章四十三节里耶稣所说的一句话：“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就在这一年的十一月他同他母亲出国去到马来亚，在国外有半年之久，传耶稣基督的福音。 一九二五年五月他回到福州，在离开市区顺闽江而下近海的一个小村庄罗星塔租了一间小屋。随后的两年是他的过渡时期，这也是他迅速地属灵增长的时候。虽然他已经开始有咳嗽，他还是利用在罗星塔的机会，密集深透地读圣经，同时也广泛阅读神的仆人们如阿耳福特（Alford）、韦司可特（Westcott）、路得马丁（Martin Luther）、鲁克斯（Knox）、爱德华（Jonathan Edwards）、怀特斐（Whitfield）、大卫布莱纳德（David Brainerd），以及其他各人的著作。 一九二六年当倪柝声在华南传道的时候，他病倒了，医生告诉他患了肺结核，并且只有几个月好活。他说：“我并不怕死，我的心里有平安，但是那天晚上当我想到神的工作的时候，我觉得我不能死，我必须把在已过年岁中从主那里学的功课写出来，这才不会叫它们跟我一同下到坟墓里去。这样我就准备写《属灵的人》。” 照着他的健康所允许的，倪柝声断断续续地直到一九二八年的六月写完了他那三卷集的巨著，在那个时候他想，他已经为教会作出了他最后的贡献，所以他祷告说：“现在让你的仆人安然去世。”（看路二29） 有一件事要提一下，一九二六年年底，柝声被邀请去南京休养，并帮助把“司可福圣经函授课程”译成中文，一九二七年五月他去到上海，在上海他跟先他抵达上海并且在辛家花园汪佩真姊妹家中，已经起首在主的桌子前擘饼的弟兄姊妹们又有了交通。聚会从辛家花园搬到了赓庆里，再于一九二八年搬到哈同路（今铜仁路）上的文德里。 倪柝声在上海时，经历了从罪得释放的经历。地说： 自从我悔改以来，有好几年教曾被教导得到释放的路是算自己向罪死，并算自己向神活（罗六11）。我从一九二○年“算”到一九二七年，可是难处是我越这样作，我越清楚我是向罪活，我简直不能相信我自己已经死了，而我又不能制造出死来，罪依然将我击败，我看见这里面一定有什么是根本错了……你看竟没有一个人指点我：“知道”（罗五6）是在“算”之先（11节）。好几个月我很苦，并且热切地祷告，查读圣经，寻求亮光。我对主说，如果我还不能被带到看见那么基本的这一件事，我就不再讲道，我首先要在这一点上清楚。 我记得有一天早晨──我怎么能忘记它呢！我坐在楼上读罗马书，我读到这些话：“因为知道这件事，就是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知道这件事，我怎么知道呢？我祷告说，主阿，开我的眼睛；于是刹那间我看见了，早先我读过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你们（是）在基督耶稣里。”现在我又翻到这节圣经，再去读它：“你们得以在基督耶稣里是出于他（神）……”你们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事实是神作的！这真叫人惊奇！那么，如果基督死了，并且那是一个确定的事实，如果神把我放在他里面了，那么，我必然也是已经死了。突然之间，我看见了我与基督的合一──我已经是在他里面了，在他死的时候我已经死了。我的向罪死乃是一件过去的事，而不是未来的事。这是突然之间给我明白了的神的事实。 我喜乐得不能自己，我从椅子上跳起来，跑下楼到在厨房里做事的青年人那里，我两只手抓住他对他说：“弟兄，你晓得嘛，我已经死了。”我必须承认他对我的话显得是大惑不解，他大喊：“你说的是什么意思？”这样我就继续讲下去：“你岂不知基督已经死了么？你岂不知我已经与他一同死了么？你岂不知我的死真得一点也不差于他的死的事实么？”哦，已对我是多么的真实！我真想要把我的发现在上海的所有街道上都大声喊出来。从那一天直到如今，我从无一刻怀疑过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句无可改变的、定论性的话。 在一九二九年初，倪柝声回到福州，处理一些家务。在他的心里面是想只要他能恢复健康，他甘愿去说或去作神所要求于他的任何事情。有一天，他在街上遇见一位他从前在三一书院时的教授，这位教授望着他仔细打量了一番之后喟然叹息说：“你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在学校里我们对你寄望很大，我们认为你必大有成就，现在看看你这副样子，多么可惜阿！”真的，他的健康已经损坏，在世人的眼光中，他也显示不出任何值得赞扬的地方。当下他觉得很羞耻，他几乎落泪了。而就在一瞬间，他举目望天说：“主！我赞美你，使我拣选了那最好的道路。”就在那一瞬间，荣耀的灵充满了他的心。 回到上海他用尽他还有的一切力量继续事奉主； 每天下午我都发烧，整夜不能入睡，出冷汗，我很难相信我还能继续活下去。有些弟兄劝我要更多休息，而我却觉得我更需要工作过于需要休息，神若认为我的工作还没有完，那我就会活下去，否则，我并不想望活在这个世界上。我祷告并求主指示我在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当作的是什么，我勉强起床并去带领聚会，在往聚会中去的路上，我必须时时抓住路灯灯柱来稳一稳我的身子，我得祷告，歇一歇，之后再继续走。我告诉主，能就这样为他而死去，那真是值得。倪柝声的病包加恶化，他述叙当时的情况如下： 晚上每五分钟我醒来一次，我淌许多汗，我的听觉里弱到一个地步，必须用嘴巴对着我的耳朵讲话才能听见，我的声音已经瘖哑，看来随时都可能死亡。请求代祷的电报发到好些地方去了，但是情况依旧，似乎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有一位护士姊妹看到我这种情况就哭了，因为她见过许多重病而没有一个比我更差的，很可能三四天后我就会死去。当我从别人那里得知这件事之时，我说那对我是好事，事实上我是想要安慰他们。 有一天，我求问神为什么他这样对待我。我向神承认许多罪恶，并且打算使我生命中所有的事物都能合宜。我唯一惧怕的是惟恐我不忠，或是没有信心，我禁食祷告了一整天，我重新将自己奉献给神，许愿说一生只作他的工。我的同工们从早上起直到下午三点都在李渊如姊妹家里祷告。神赐给我信心，更确切地说他从论到信心的经文中赐给我几个字：“你们凭信才站立得住。”（林后一24）“因我们行事为人（即行走）是凭着信心。”（林后五7）和“义人因信得生（即活着）”（罗一17），我欢喜快乐，并且感谢主医治了我。 试验立刻就来了，我觉得我该站起来，然而我怎能站起来呢？我心里起了争战，在我里面毕竟是有自爱的，我死在床上总比试着站起来而死要好，但是神的话语满有能力，我在床上躺了一百七十六天，在那些日子里面，没有一次是由我自己穿衣服的，可是我找出了衣服并且自己穿上去，我身上汗出得像雨淋一样，撒但试探我向我提出，既然坐起来都那么难，那我怎么能站起来呢？我回应说，如果神说了站，我就站：“你们凭信站往。”当我站起来的时候，我感觉到自己就好像是站在棉花上。 接着神的话又临到我，叫我“凭信而行”，我想，站起来已经简直是一件英雄事迹了；而我又怎能行走呢？我问神，我要走到那里去呢？答覆是下楼去，可是楼梯又陡又长。我告诉神，说我可能就在房间里走走，下楼去我又怎么可能呢？我祷告并走到挨近楼梯的房门口，我打开房门并且起步走下去，我对神说，即或我在走时死了，我也一定要走：“主阿，我不能，所以求你帮助我。”我扶着楼梯的扶手从楼梯上走下去，这楼梯一共有二十五档。 我走到了梯子厎下，我快快地穿过弄堂，走到李姊妹的家，我祷告说：“主啊，从今以后我要因信而活。”我去叩门，可惜没有罗大来给我开门（看徒十二13-14）。弟兄姊妹们已经禁食祷告了两三天，当我走进屋子里去的时候，情况就像彼得所遇见的那样，七八个人的眼睛都注视着我，没有一个人敢说一句，敢动一下，屋内绝对寂静。有半小时到一小时之久，每一个人都在神的同在中，于是我简短的作了我的见证。从而，我就不再作一个缠绵病榻的人了。 约在四年前（那大概是一九三二年），我走到一个医生的屋子里去，那里有些窗廉布拍卖，这是那位从前给我的胸部照过Ｘ光的德国医生的家。在两个月的时间内，他给我照了三次Ｘ光，每一次他对我照Ｘ光的结果都表示悲观。在第四次也是最末一次，他连给我照Ｘ光也不肯，反而把一张别人的Ｘ光片给我看，那个人的病情比我更好，但他在照Ｘ光后两个星期就死了。他叫我不要再来看他，他的意思是叫我回家去等死，可是谁又晓得，这位医生竟然先死了呢？我举起双手赞美神！靠着主的恩典并在他血的遮盖下，我仍然活了下来。 此外，由于生病我得以知道今后神要我作的是什么。在各处神都在寻找得胜者，寻找那些肯把自己放在神手中的人。在我生病之前，我不但在好些地方主领聚会，并且也有雄心要写出全部圣经最好的注解，可是病后，我清楚知道这不是神为我定的旨意。恰好几年以来，一直到一九二二年年厎，我在福州发行了好几期的《复兴报》，如今在我重病之后，我清楚知道在未来我将以生命为中心信息，以取代福音真理、解经、预言与教训而刊登在《复兴报》上。当我在许多地方跟弟兄姊妹们有了交通之后，我看到神兴起了许多的聚会，可是我也看见在关于教会见证开始的同时，反对和毁谤也从四面八方涌来，然而没有什么能动摇我们，因为我们晓得神所交托我们的是什么。正如保罗所学会了的那样，我们知道我们断不能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像（徒廿六19）。 在一些闭关弟兄于一九三二年十月和十一月从西方来到上海进行看望之后，倪柝声应邀于一九三年六月去英、美和加拿大回访。在英国他有机会会见了著名的小册子《救、知、乐》一书的作者佐卡亭。可是他一度悄悄地离开接待他的弟兄们，去看望贵橡路基督徒交通与职事中心，他特地去那里是要看它的主要带领者史百克先生，那次并未会见他，但在主日他跟那里的圣徒们一同擘饼。当闭关弟兄们听到这件事的时候，这在他们看来乃是一桩不能宽恕的罪，在倪柝声回到中国并和他们多次反复交通之后，在一九三五年，他们正式地断绝了与在上海聚会处以及中国别处地方的弟兄们的交通。倪弟兄和与他同在一起的弟兄们则坚持认为：交通必须向神的所有子民敞开，交通是根据生命而不是根据亮光：“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与神。”（罗十五7） 在神的安排下，一件意外可喜的大事出现，进到了倪柝声的生活中，他求学时期青梅竹马之交的爱人，就是他早先为主而放下了的张品蕙，现在已经实在得救并且与主同行了。他们再次相聚，也就复燃起了他们彼此之间埋藏多时的感情。经过许多祷告之后，他得出一个结论，知道是神的旨意要他们有婚姻上的结合。这件事由柝声的母亲和张家合法的家长品蕙的伯父张瑞冠商谈，并作出最后决定。柝声的母亲盼望他们能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九日就是她自己结婚的纪念日完婚。起先倪柝声不同意这个日期，因为那天正是第四次得胜聚会最后的一日。至终他接受了弟兄们的劝，在那天下午（整个聚会完毕之后），按着基督教仪式与品蕙姊妹结婚。 但是他刚一结婚，一个出于毒恨的邪恶风暴爆发了，品蕙的姑妈张美珍强烈地反对这一桩婚事，按她的心意她是要她的侄女嫁给一个富翁，她出于对已经发生了之事的怨恨，就在全国最大的一张报纸上，连续一星期之久登出了措词粗鄙的大广告，作为攻击倪柝声品德的手段；她也印了许多单张在基督徒圈子内广事分发，她确实在许多基督徒中间制造了相当大的骚动。这件事迫使倪柝声停止了公开的服事，他就在远离上海的一处地方退隐下来。几个月后，当他同他妻子返回上海之时，他还不想要公开讲道。然而由于李渊如姊妹的建议，他答应带领查读旧约圣经中的一卷──雅歌书，他跟大约十位同工在杭州的西湖查读了两个星期，后来把这些记录辑印成书，名为《歌中之歌》（编注：（倪柝声著述全集）卷十一──第二部 拌中的歌）。 在一九三五年的头几个月，倪柝声感到在他的灵命上需要有一个突破，他打算到英国去看望史百克先生求得帮助，在他动身离开中国之前，他和他妻子在华北烟台与美国宣教士单惠华大夫夫妇同处一些日子；恰巧巴若兰小姐从苏格兰来，也在单大夫家作客，他们之间有很愉快的交通，特别是藉着巴小姐的帮助，倪柝声在他个人祷告的时候进入了圣灵浇灌的经历，他的灵得到更新，因此他从烟台发了一封措词简赅的电报到上海，电文只简单地宣告“我遇见了主”。他不照他预计前往英国的旅程继续前进，而是回到上海。他整个星期在每天的早晨，跟他的同工们一同就他的新经历查考圣经，并一同祷告。以后在同年九、十月，在一次称为特别聚会的聚会上，他讲了“得胜生活与圣灵浇灌”。一个复兴爆发出来了，并且很快就传布了华南地带。 但是正当神的灵运行的时候，仇敌也加紧活动，有几桩重大的事发生了。倪柝声和他的同工们在检查这些艰难险情时，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各各地必须在五旬节之先，十字架也总是在得能力之前，这的确是必须学习的一项最有价值的功课。 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在一九三八年年中，倪柝声再次旅行到英国去，这时他能去看史百克先生并与他交通，他也在英国、丹麦有服事。顺带一提的是在丹麦的赫尔辛基市国际学校里，倪柝声就罗马书五至八章发表了一系列的信息，他给这些信息取名为《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编注：（倪柝声著述全集）卷十七──第四部 正常基督徒生活）。 一九三九年七月倪柝声回到上海，他自己担负起了栽培同工的工作。他了解到中国的抗日战争会持久，工作中经济上的短缺会很大，为此他从事一项工商企业，这件事终于证明出来是我了我生平中黑暗的一章。虽然他尽力做到把他的药厂的一部分的盈利调拨出来，在艰难时期维持他的同工们。但他却为整个教会所误会；结果在一九四二年年底，上海聚会处的负责弟兄们要求他停止在上海的服事。 倪柝声相信教会的圣洁，他接受教会的决定而退隐到福州去。在福州他为着未来的工作作准备，开始在福州市外的鼓岭山上，为了创设一个将来用于栽培工作的场所而买了一些房子，他忍耐地忍受了一切误会，并不愿为自己辩护，以后他去到重庆，在那里由于在市内和郊区奉主名聚会的圣徒们的热切而坚持不懈的请求，他有一个短时间用神的话语服事他们。这个时期是他隐藏的时期。 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终于结束。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本无条件投降，跟中国停战的协定于九月九日在南京签字，倪柝声想方设法回到上海，但上海教会还不准备接纳他；一直到一九四八年四月，他才有第一次的机会对在上海的圣徒们讲话。在他第一次的讲话中，提到他自己的时候，他总用第三人称，他说他像一个寡妇要养活一大堆儿女，因此她不得不再嫁，盼望这样使她能以养活他们；可是想不到在她二婚之后，她的儿女却都离弃她。他用这个明喻来说明他是怎样感到迫不得已才去作工商业的，当他讲到这一点时他哭了，当他继续讲下去的时候，大多数圣徒摸到了基督的生命，也感觉到圣灵的权柄，聚会的空气忽然转变了，过去的所有误会不用再作什么解释就都消失了，神祝福的闸门就这样的打开了，一个非常的复兴在上海爆发，人们把他们的生命重新奉献给神，并把他们一切所有的为着主的利益而摆上。 在那个时候，倪柝声的负担是同工的栽培工作，他觉得他的职事是服事那些服事者，因此在一九四八年，从六月到九月底，第一期全国同工造就聚会就在鼓岭举行，大约有七十位同工参加，密集栽培几个月，每周聚会五或四天。早上的聚会里，倪柝声讲一些重要的题目像：主工人的性格、神话语的职事、属灵权柄与顺服等等。第二堂聚会是用于个人见证：参加聚会的人挨次序作自己的见证，作完见证后接着有评论──先由别的一二位同工，最后由倪柝声自己给作见证的人提出评论。这样做是为帮助同工们得以提高为目的，因为客观的观察者经常是比本人看得更清楚，不过这种评论只能作在那些已经将自己完全交给主，也在主里面彼此交托的人身上。晚间的聚会则是专为对初信者的造就。现在那部出名的、有五十二篇基本课程的《信徒造就》，就是在这些聚会中所讲的。 第二期的全国性造就聚会也举行了。会期始于一九四九年春，这次参加者约有一百位。在这个时刻，这个聚会能否圆满结束极为可疑，国共两方的内战已经打到靠近福州不远之处，造就聚会终于从鼓岭搬到市区内的海关巷来，他们能否继续下去真是一个问题，经过多日的祷告和等候主之后，倪柝声有了从天上来的把握，确信聚会必能继续并能圆满结束。 第二期全国性造就聚会完毕，倪柝声就从福州去到香港，并从香港回到已于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为共产党军队所占领的上海。他极为关心的是在中国的教会，并且希望对于在变化着的环境有更准确的察看。按照他的观察，他觉得工作还可以作好些年。同年的年底，他再次回到他的家所在的香港。在一九五○年一月他在香港主领了一个特别聚会，聚会长达一个月，一个复兴爆发了。事实上，这次聚会标志着主的见证在香港的历史的一个新的开始。 然而倪柝声强烈地感到他的负担是跟留在中国的弟兄们连在一起，虽然他知道有危险在等着他，仍决定再回上海，他不顾一些弟兄们力劝他不要回去的请求，他的心依然决定去上海。他一回到那里，就极其勤奋地工作，并且劝勉弟兄们“要赎回光阴（机会），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弗五16）。而且由于他感到主的工人们的行动会受到限制，工作将会完全被禁止，他就热切地为着未来的日子作出计划和预备，不幸的是那种日子比他所想的来得还更快。 一九五一年四月新成立的共产党政府召集了在中国的各个基督教团体的领袖们（倪柝声为其中之一）到北京开会。在这个会议上，政府说明了政府对于在共产党所宣布的“共同纲领”上所保证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态度。政府官员表示宗教自由是会有的，但是这种权利只能为那些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所享有，而不能为反动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所享有。很快一个严峻的变化临到了中国的教会，在各界中控诉某些人的“控诉会”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基督教团体也不例外。在这样一种压力之下，倪柝声和他的同工们日夜工作，为圣徒们预备圣经资料和属灵信息，作为坚固他们信心的工具。 就在他失去自由之前不久，他写了一首诗歌，很能显示出这个时候他的心在主面前的情形。 一、 自从当年橄榄山前一别离，至今你仍未向我们呼召；历世历代我们都求看见你，但你好像不听我们祷告。副歌：你来！就来！我们呼求你快来！我们的心所有盼望是你来！我们等候你快来！ 一九五二年四月，共产党的中国政府命令倪柝声去东北；四月十日他为公安部门拘捕，被囚在哈尔滨。由于政府的保密，没有人能晓得他遭受了什么。从一九五二到一九五六年，政府为了向他起诉，悄悄地准备材料。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十八日，上海市宗教事务司在南阳路聚会处内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要全体会众参加。一连串的罪名加在倪柝声和他的同工们身上。（一月二十九日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对聚会处开展了肃清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迫害，有几千位弟兄姊妹在上海市和其他城乡先后纷纷被捕，一月三十一日上海市政府在天蟾舞台召开控诉大会。二月一日上海市的《解放日报》上，第一次刊登了倪柝声被捕的官方报导。）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倪柝声在上海市高等法院出庭受番，被判为犯了所指控的各项罪名，给他判处最高的有期徒刑十五年监禁。他被发配在上海市第一监狱服刑，在那里他被指派为了政府的需要，把科学教材和杂志论文从英文译成中文，他妻子张品蕙被准许在监视之下每月探访他一次。到一九六七年四月他服满了十五年刑，但他并未被释。官府曾企图强迫他放弃信仰，有谣言散布出来说，倪柝声放弃了他的信仰。但是对他来说，他的主是比他的自由更宝贵的，这样，他的刑期就再延长了五年。 他从市监狱被秘密地转移到上海市郊青浦县的青塘劳改农场，他的妻子曾到那里去看过他一次。之后，忽然几个月之久他又杳无音讯，事实是在一九七○年一月，倪柝声又被转移到了一个管得更严的、远在安徽省便德县叫做白茅岭农场的劳改队那里去了。不幸他亲爱的妻子张品蕙摔了一跤，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底去世。这对倪柝声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但他以甘心的顺从把它接受下来。他曾长久怀着一个秘密──希望，就是在服完整整二十年刑期之后，能再与他的妻子团棸。据传他曾有一次对他的同囚犯人说过：“我的刑期跟我妻子的生命在赛跑，加果我能在她还活着的时候得到释放，那我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她，因她为我受的苦是太多了。”尽避如此，他丧妻之恸的深厚感情，还是在他写给他姊姊的一封信上表现出来，他在信上说他是那样的心痛若碎，他所经受的痛苦远比失去父母还要深，他请求她把他妻子用的发夹和面巾带给他，作为怀念她的记念品。 到一九七二年四月十二日，他度满了二十年之久的监禁期，本来期望能获得释放；可是关于这件事一点风声也听不到，后来得知政府一定要他写一分悔过书，作为释放的条件，他不肯屈从，因此就依然关在劳改队里，四月二十二日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姨姊，这封信成了他最后一封遗书： 品琤大姊： 收到你四月七日的信，知道你没有收到我通知你每次东西都已收到的信。你信上所提的东西，我都已经收到了，实在感激你。我身体情况，你是知道的，是慢性病，是器官病，发病就很难过，就是不发病，病依然在身上，只有发不发之分，没有好不好之分。夏天到了，多晒些太阳，可以改变一点皮肤颜色，但不能改变病。但我维持自己的喜乐，请你放心。希望你自己也多保重一点，心中充满喜乐。 祝你好 述袓 四月廿二日 柝声所提及叫他受苦的慢性病，乃是一种病情严重的心脏病。几十年来，他都受到心脏扩大的病苦，据说他的心脏已扩大到原来心脏的两倍大，医生告诉他说他随时都可能死去。他不能拿起任何重一点的东西，多少个夜晚，他只能坐到天明，因为他不能躺下。主曾奇迹般地、立时地医治他的肺结核，但他的心脏却未治好。倪柝声自己曾见证说，在肺病上，他经历了主的医治；而在心脏病上，他知道主是医治者，他天天靠着主的复活生命而活。更确切地说，他之能以度过这二十年之久的艰苦的监狱生活，完全是一个神迹，必定是主的生命和圣徒们的祷告支持了他。 由于未为人知的理由。这位六十八岁的老人倪柝声于一九七二年五月从他原来所住之地自茅岭调迁到了一座山脚下，那就是说，他从关在犯人劳改队改为关在个人小号子，据说是用施拉车的拖斗在崎岖不平、弯弯曲曲，长达十三公里的山路上，把他运到那里去的。 在一九七二年六月分的第一天，当他的姨姊还在上海之时，她接到从白茅岭劳改农场发来的一封电报，只寥寥数语说：“倪柝声在岭脚病死。”闻知这一悲讯后，他的姨姊张品琤、外甥女婿吴罄和他的甥孙女鲍小玲立即一齐启程到劳改队去。两天之后在六月三日，他们三人到了广德县，吴罄则还能继续前进，于当天黄昏走到劳改队。当吴罄问到倪柝声是怎样死之时，他们告诉他说，没有看见犯人从他的房间里出来，在五月三十日早上九时稍过一点，劳改队干部推开他的房门，发现倪柝声在床上只有一点点气，他们马上叫劳改队的卫生干部来给他诊察，得知他的病情极其严重之后，他们就用车子送他去劳改队的附属医院，虽经尽力抢救但是无效，备受折磨的倪柝声就在五月三十一日凌晨两点逝世。管教科的罗队长宣布说，他一定是自杀的，他说因为他找到了一张他自杀的字条为证。监狱的干部在倪柝声枕头边的褥垫下是找到了一张字条的。在吴罄竭力要求之下，罗队长把这张字条给他看了，上面的确是倪柝声的笔迹，是用大字写在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上，写的是：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为赎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这是宇宙中最伟大的事实。我信基督而死。 下面是他的签名： 吴罄在读了字条之后对罗队长说，这一点并不是自杀的绝命书。倪柝声必定明显地预感到由于他身体的情况，他不能活多久了；还有劳改队发的电报，岂不是说了倪柝声因病死亡么？当然罗队长并不懂得“我信基督而死”这句话的意义，就以为是自杀的绝命书。 罗队长也向吴罄汇报说，由于天热，没有等到他的亲属到达，他们就把倪柝声的遗体火化了。 次日，张品琤、鲍小玲二人也到了劳改队，她们也听到这同样的叙述，而且不允许她们进到倪柝声的房间里去收拾他的遗物。 以后吴罄等三人又被准许到火葬场去收倪柝声的骨灰，其实那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火葬场，而是劳改队的一座窑，具有烧砖和火化尸体的双重用途，倪柝声的这三个亲属找到了那位在前不多几天将倪柝声身体火化的人，还向他询问到关于倪柝声身体的情况。那位焚尸员说：“那是一具很安详的遗体，没有一点什么不正常。”他们问他：“你说说看，它像不像那些自杀的人的身体？”他答他火化过好些尸体，确能辨认出那些是自杀的，他肯定倪柝声的死不是自杀的情况，因为他的身体看来像是那么满了平安、满了喜乐，并且极其正常。 倪柝声确实是守住了他在基督里的信，一直到死；他也维持了他的喜乐，一直到底。 倪柝声的骨灰先是临时埋葬在浙江海宁的一块桑树地里；七九年十月，他们最后将他的骨灰安放在苏州的公墓里，并在遗骸上立了一块普通的、朴素的白大理石碑作为纪念。 编注：本简史原为英文，刊于江守道弟兄所编译倪弟兄信息中之“The Finest of The Wheat”一书内，经作者江守道弟兄同意翻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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